上日：“如何？”琦日： “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锌免，别降手诏，止称亲。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日： “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
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
“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宫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吕诲亦谓人日： “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 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日： “乱大伦，灭人理。”日： “含生之类发愤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