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日： “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
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快快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日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 “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日： “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申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日： “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裎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
上日： “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 “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 “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日： “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