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资本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增长动力的发动机。按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和交易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积累国民财富的源泉，但是分工、专业化和交换得以发生的，却是资本，即斯密本人所说的为了生产用途而积累起来的存量资产。在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中，缺乏经济增长的资本是一个普遍现象。更精确一点说，目前世界上有80%的国家处于资本不足的状态中。然而，在许多第三国家中，实际上并不缺少居民储蓄，这些国家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其他资产，但问题是这些巨大的居民储蓄和其他资产却不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和途径转化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在这些国家中，为什么人们不能从建筑物或任何其他资产中提取出“经济生命”来从而产生资本？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同样的东西如货币、储蓄和其他资产就具有了资本的生命，能够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资本，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如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些资产和货币就静寂在那里而不能转化为资本？譬如，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达到了15万亿元以上，应该说我们国家并不缺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但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每年都从国外引进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那么，当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国天文数字的城乡居民储蓄不能被转化为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是什么东西堵塞了从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渠道？一个主要因素便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相反，在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会创生出一整套内在关联着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像一个火车调度场一样，使资产（火车）在人与人（车站）之间以及在公司与公司之间比较安全地运行。就此而言，法治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从资金和资产转化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顺畅渠道，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了资产流动性，导致了资产潜能的发挥和充分利用。结果，法治直接增加了社会财富，尤其是会大幅度地增加其中无形资产的份额。
法治创造GDP，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推测，而且是 一个为国内外经济学学界的研究所证明了的事实。2005年底，世界银行出版了一部《国家财富到底在哪里？》的专题研究报告。通过综合分析全球120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该项研究发现，国家越是富庶，其天然资源所占比例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
该项研究还发现，在所有导致各国无形资产累积的因素中，以教育与法治最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发现，2000年全球人均财富为9.9万美元，其中无形资本占78%，大大超过天然资本的4%以及生产资本的17.6%。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分类，生产资本是一般人较熟悉的资本项目，包括机械、设备、基础设施、都市用地等等；天然资本则主要包含原油、天然气、矿藏之类的无法再生之资源，以及耕地、牧区、自然保护区等；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涵盖社会整体财富中扣除生产资本和天然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包括一国人口的知识技能、特殊专长、社会互信程度，以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根据这一分类，这项研究发现，在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生产资本占各自整体财富中比例的差异并不大，其比例依序为17 010、19010和16%。高、中、低收入国家财富构成的差异主要在于后面两项资本类别：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天然资本占其整体财富的比例分别为2%、13 010和26%;而无形资本占其整体财富的比例则按顺序为80%、68010和59%。
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财富构成差别的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本份额大小的决定因素中，法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为了量化法治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特别设计出了一套法治程度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的守法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57%的无形资本价值。司法制度越是有效、财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是以百分点来度量的，指数越高，代表的法治程度越高。譬如，按照这项研究的计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平均法治程度为90，瑞士则高达99个百分点，而埃塞俄比亚的得分只有16.4，尼日利亚甚至不到5个百分点。这一研究还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级距，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就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达40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更可提升近3 000美元。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也充分证明了法治会直接创造GDP。
基于我们上述理论分析和世界银行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法治创生GDP，应该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一样，成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