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太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探长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吸着雪茄?忽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道:“真可笑,雷斯垂德这个傻瓜,他还自以为高明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方向。他现在肯定还在寻找秘书斯坦格逊的下落呢。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和这个案子根本毫无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啊,我全部都告诉你们吧。当然喽,华生医生,这属于机密,只有自己人可以谈谈。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要登登广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友出来,自动报告一些消息。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129号的约翰?安德尔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他说:“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到那家帽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哈!”葛莱森放下了心,“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也决不能把任何细节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似的。
“好,?找到了店主安德尔,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种尺码、这种款式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地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陶槐巷,夏本尔公寓的住客楚博尔先生处的。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干得很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跟着就去拜访了夏本尔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在询问时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十分不安。她的女儿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当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起?了,你懂的,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那是一股什么劲儿,只觉得浑身舒畅得使人发抖。我就问道:‘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楚博尔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女儿忍不住流下眼泪来。我越看越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案情有所了解。
“我问道:‘楚博尔先生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8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唾沫,压抑着激动的情绪说,‘他的秘书斯坦格逊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9点15分,一班是11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面吗?’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倏地一下变得面无人色。好大一会儿工夫,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这位姑娘开口了。她的态度很镇静,口齿也很清晰。她说:‘说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妈妈,咱们跟这位先生还是坦白好了。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楚博尔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夏本尔太太双手一伸,喊了一声,就向后倚在椅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