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则以持续十四讲的时间，来讨论“中西哲学之会通”。其中有一个中心的意思，是借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会通的哲学间架。“真如门”相当于康德的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的感触界。中西哲学同样都是二门，但各有轻重。中国长于开真如门，西方长于开生灭门，彼此正须互补以相会通。至于顺此会通而来的种种问题，牟先生也已作了层层之比对与深透之疏解（参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其最后的融通，则见于《圆善论》一书之讲述，以及关于“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之疏解《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讲于1982年，8年后其录音稿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圆善论》，1985年，学生书局出版。至于《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本欲写成一书，后来由于陆陆续续又把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之批判》汉译出版，于是不再写书，而改写一长文《译者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之商榷》（计90页），置于书端，作为对此问题之总结。。
〔申述〕
中西哲学的会通，是一个大问题。牟先生指出，讲这个题目，一要通学术性，二要通时代性。
关联着时代而言，是奋斗的方向问题。当前中国文化奋斗的方向，就是要破解马列主义的价值标准，马恩列史的意识形态不瓦解，世界就很难有真实的和平，人类也很难有康庄的前途，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西哲学之会通。（譬如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如何讲会通？）可见讲哲学会通，不能不通时代性，否则，生命就不能通透，不能有明确的理性的奋斗方向。
至于学术性一面，第一步必须了解中西哲学及其传统，第二步则是依于了解来考量中西哲学能否会通，在此必须同时明彻会通的根据和会通的限制。
照牟先生看，西方哲学的精华集中在三大传统，一个是柏拉图传统，一个是莱布尼兹、罗素传统，再一个是康德的传统，西方哲学不能离开这三大骨干。康德批判地消化了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之传统。通过康德，可以知道哲学的来龙去脉。所以牟先生认为康德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最佳桥梁。在《现象与物自身》书中，牟先生依据中国儒、释、道的传统，肯定“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有智的直觉”。由中国哲学传统与康德哲学之会合，而激出一个浪花，乃更能见出中国哲学传统之意义与价值，及其时代之使命与新生。哲学家依据各圣哲之智慧方向，疏通而为一，以成就两层存有论（现象界的执的存有论、本体界的无执的存有论），并通而为一个整一的系统（哲学原型）。这就是“哲学家”最积极、亦是最高的使命按，在《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最后一节，牟先生引述了康德《纯理批判》之一段话，而又比康德更积极地举述了“去决定哲学之所规定者”的路数（464—469页），共有七端，可供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