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继往开来看当代新儒家的学术功绩(11)

牟先生则以持续十四讲的时间,来讨论“中西哲学之会通”。其中有一个中心的意思,是借用《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会通的哲学间架。“真如门”相当于康德的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的感触界。中西哲学同样都是二门,但各有轻重。中国长于开真如门,西方长于开生灭门,彼此正须互补以相会通。至于顺此会通而来的种种问题,牟先生也已作了层层之比对与深透之疏解(参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其最后的融通,则见于《圆善论》一书之讲述,以及关于“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之疏解《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讲于1982年,8年后其录音稿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圆善论》,1985年,学生书局出版。至于《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本欲写成一书,后来由于陆陆续续又把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之批判》汉译出版,于是不再写书,而改写一长文《译者关于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之商榷》(计90页),置于书端,作为对此问题之总结。。

〔申述〕

中西哲学的会通,是一个大问题。牟先生指出,讲这个题目,一要通学术性,二要通时代性。

关联着时代而言,是奋斗的方向问题。当前中国文化奋斗的方向,就是要破解马列主义的价值标准,马恩列史的意识形态不瓦解,世界就很难有真实的和平,人类也很难有康庄的前途,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西哲学之会通。(譬如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如何讲会通?)可见讲哲学会通,不能不通时代性,否则,生命就不能通透,不能有明确的理性的奋斗方向。

至于学术性一面,第一步必须了解中西哲学及其传统,第二步则是依于了解来考量中西哲学能否会通,在此必须同时明彻会通的根据和会通的限制。

照牟先生看,西方哲学的精华集中在三大传统,一个是柏拉图传统,一个是莱布尼兹、罗素传统,再一个是康德的传统,西方哲学不能离开这三大骨干。康德批判地消化了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之传统。通过康德,可以知道哲学的来龙去脉。所以牟先生认为康德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最佳桥梁。在《现象与物自身》书中,牟先生依据中国儒、释、道的传统,肯定“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有智的直觉”。由中国哲学传统与康德哲学之会合,而激出一个浪花,乃更能见出中国哲学传统之意义与价值,及其时代之使命与新生。哲学家依据各圣哲之智慧方向,疏通而为一,以成就两层存有论(现象界的执的存有论、本体界的无执的存有论),并通而为一个整一的系统(哲学原型)。这就是“哲学家”最积极、亦是最高的使命按,在《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学生书局)最后一节,牟先生引述了康德《纯理批判》之一段话,而又比康德更积极地举述了“去决定哲学之所规定者”的路数(464—469页),共有七端,可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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