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什么是儒家之本
儒家之本，实际上也即中华文化之本。因为儒家以承续民族文化自任，而又自觉地要求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所以，中华文化之本，与儒家之本，实无二致。儒家的原始经典、代表人物、基本观念，就某种意思而言，都可以说是儒家之本。但同一个义理系统里的“经典”、“人物”、“观念”，事实上又皆依于一个共同的根源（根本）。
1经典所记载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涵蕴的义理内容；
2人物所践行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要求的价值原则；
3观念所陈述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所欲彰显的理论系统。
据此可知，儒家之本，和“经典、人物、观念”虽有密切的关系，但本文所说的儒家之本，并不指说任何特定的经典、特定的人物、或特定的观念；而是指那作为“人文之根、价值之源”的道德主体——仁。
作为道德主体的“仁”，并非只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指目那彻上彻下的“道德实体”而言之。道德实体内在于人，便称之为道德心性（道德主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孔子以前，这个核心长远而持续地显发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以及人民的生活规范上，那就是一般所说的“礼乐”。到周公作了总结，所以历来都说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作礼乐，并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制作，而是有其客观而普遍之根据的：一个是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武）绳绳相继的政规，另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意。但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公意”，并不是由投票的票数多寡而显示，而是指人心之同然。所以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孟子?告子上篇》第七章。按，同然，犹言共同认可，共同肯定。理、义，是人心共同认可而欣悦的。南宋大儒陆象山即据孟子之意，引申为“此心同、此理同”之说。至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是后人归结而成之语句。圣人依于人心之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制作礼乐，而人民也就自然而然顺礼乐而行。这时，外在的“文”（礼乐之形式）和内在的“质”（生命之真诚）自然和谐，人民只觉得礼乐中的规律秩序，正是他内心所要求的、所欣悦的，而并不感到是一种外加的束缚。然而，时间长了，事情都不免会变质变样。生活在礼乐文化中的人，感性的欲求渐渐冒出来了，心灵的纯净和生命的真诚，也渐渐维持不住了。于是，礼乐徒成形式，不能表现意义，到春秋之时，周朝的礼乐文化终于出毛病了。缺少生命的真诚，当然无法维系礼乐文化的意义，也无法在礼乐中成就人生的价值和发挥政教的功效。面对这种情形，孔子有极深刻的反省，所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