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今天的主流社会中或者早已或者只意味着“贫困”和“落后”。
考虑到这些，尽管重建的儒教应该逆潮流而动，尽量在：
社会中寻求立足之地，但必须认识到总的现实形势的严酷。
的传统宗教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现代化的压力，但没有明会像儒教这样，在如此深广的程度上被损害，因为它们或者就有全球化的素质（如基督教），或者以民族而非家族为生基本单位（如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有独立于主流社会生态的一方自家天地（如怫教、道教）。简言之，都有超脱人间生亲子关系的生存之道。而那些“现代宗教”，就更是乘机而上潮儿了。
因此，重建儒教的要害就是要走一条非上非下、亦上亦下适合于儒教特性的生存之道，而这在我看来就一定会包括建立家文化保护区或儒家文化特区的举措。这种边缘儒家活体的优在于：它使儒家有了一个虽然小但却是真实的适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形态。⑩它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使用无污染的技术，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将基本上使用传统技术，只吸收现代技术中“干净”的那一部分，即基本上无化学燃料和化学材料，无大规模电力，以人力、畜力、天然动力为主要动力来源，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同时吸收西医及其他医学中的无或少副作用、不破坏人的自然生活形态及其身心尊严的技术和诊疗思路。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这也就意味着要学习外语，以及浓缩化、中西对比化了的西方科学与人文料学，不这样不足以维持儒家特区的长久存在。
政治体制当然以家庭和家族为社团基础，实行儒家导向的、天人合一的家族社团民主，以可行的方式体现蒋庆阐发的政权的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它的具体模式还有待摸索，但肯定要体现出儒家自周公、孔孟以来的牢L乐政治的核心价值，并适应当代的民心走向。很明显，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可自身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区中，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较充分发挥，传统的、无污染的知识技术会得到复活和发展。简言之，它将是～个使儒教获得真性情的生活境域、组织形态和深入发展的“根据地”，是“孔庙”的现实生活化。由它向主流社会中的儒家团 体输送出合格的人员、教育实践、改革思路，乃至物质载体，而主流社会中的儒家团体则是它得以建立的起点、与外界联系的中转站和回馈机制。由此，儒教的重建才算得到了生活之根、亲子之源，而不流为漂泊无定者了。所以，可说它在今天是一条比上、-行路线更原本的重建儒教的道路。
那么，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儒家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台就比较大。其实，它在中华文化的古代政治及文化实践中已例，这就是为儒家所乐道的“通三统”的学说与实践。⑩它的基的生存空间，比如周武王推翻殷商后，马上封前两朝（夏与商至更多朝代的后裔于某地，比如《礼记·乐记》中讲的“封夏后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让他们的文化以这种“诸侯国”的边式继缤存在。⑩而且，儒家和那时受儒家影响的政治家们都相1只有实行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才算真磨了命，才可让“天下之民归心焉”。不仅如此，儒家一直推崇以小匡起点，靠德行仁政来得人心得天下的实践，比如《史记，孔子世；记孔子讲：“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