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教的方式中的中行路线前面已经论证了，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被重建的儒教如果要有真实的团体生命，只有深入地理解和实行这个要点，切不可完全按西化框架来重建和“发展”儒教。比如教育，其实书院并不是儒家的独特之处，基督教的神学院和读经班、佛教的佛学院和佛学社等，都是类似的机构。儒家教育的独特在于其“耕读传家”，即以稳定的家庭与家族聚居为依托的私塾或家庭内部的经典文化的传承。这方面只有犹太教堪比。当然，历史上犹太教徒似乎大多脱离了农业，居住在异己文化之中，但也正是由于坚守了“家传”、“族传”的教育与聚族而居的生活，犹太教得以在两千多年的漂泊后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重新建国（因囿于其宗教教义，所选择的建国之处乃一危地）。
上行与下行路线，或者是可欲面不可求之事（或即便暂时得到也难于持守之事），或是以己之短较彼（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团体）之长的劣势竞争，因此虽有必要尝试和坚持，但毕竟不是改变“儒门惨淡”的光大之路。此两路线的通弊就在于没有立足于自身优势和生命土壤之所在，而与他人争异化格局中的一日之短长。
因此，有必要在这两种路线之外，提出一中行路线。
中行路线的要义在于：专注于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质，以让儒教获得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为第一要务，由此而焕发出儒教自身的潜在生机。具体做法是：让儒教的礼、德教育扎根于亲子关系或家庭家族关系之中，为此就要复活和维护被严重摧毁和损坏了的家庭与家族的生存。然而，如上所论，在当今的西 方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主流生活形态不仅不允许这种复活，而且i还在进一步损毁之。比如中国南方那些曾经是社区中枢的堂了旅游景点，或者只是偶尔供后裔凭吊昔日宗族光辉的遗族、家庭及其活力还在不断缩小，“独生子女”的国策能在中么一个曾经是儒家主导的国家基本上成功实行（尤其在城市明了社会基本结构的脱儒化巨变。而所谓“三农问题”的痼不过是农村与农业的结构性衰落的指标之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铲除了在后科举制时代农村还遗留的儒家结构（士绅家族权威），而现在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大荡涤着那些早已被矮化为生产队、包产户的农村生活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