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捻军战争中从军习武，并借以立功升官的这些军人，随着大规模内战的平息，在和平时代的升迁机会并不太多，左宝贵则成了众人中的佼佼者。1872年，直隶热河马贼纷起，左宝贵率部屡次歼击，并曾一度追击至盛京省境内，“匪众溃散，东荒肃清”，左宝贵“身先士卒，摧锋直前”，被授总兵衔，以副将尽先补用，“由是声誉日起”。
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盛京、吉林办理边务，因左宝贵击溃直隶马贼的名声，遂调其率古北口练军一部同行，将骚扰盛京、奉天一带的各支大股匪患一一平息，同时左宝贵又奉命帮助盛京省训练模仿淮军军制的勇营——奉军，因功获记名提督衔。1880年，古北口练军奉命调回直隶原驻地，经盛京将军奏请，左宝贵留用于东北，率领奉军，1885年获得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2]
左宝贵所统率的奉军，属于地方自募的勇营。勇营军队不在国家编制内，一切供给需要依赖地方，士卒们也没有八旗、绿营军队那种终身职业的国家福利保障，处于朝不保夕的临时工地位。穷苦老百姓为了谋生，可以不在乎名份、工作的性质临时与否，而投身勇营当兵，但拥有一定资历、地位的将领无疑不能接受临时工地位。为了稳固将心，勇营军官的职务编制，几乎都借用、安插到绿营编制内，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甚至采用记名候补的方式，列入国家编制，以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领取国家俸禄。身在东北统率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用自绿营广州高州镇。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自绿营甘肃宁夏镇。这种官衔和职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可谓是晚清官场的奇景。
左宝贵收到李鸿章的书信10多天后，7月15日清政府鉴于局势严峻，严谕李鸿章向朝鲜增兵。除去沿海路出发的武毅军和直隶练军，以及海运至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沿陆路开进朝鲜的盛军、毅军等直隶省的勇、练营军队外，盛京省也担负了选派部分军队前往朝鲜的任务，奉军虽然驻扎于盛京，但盛京省的边海防属于北洋防务的战略范畴内，扮演边防军角色的临时工军队——奉军，也在李鸿章的指挥调度下，左宝贵的这支编练多年、多次剿匪获胜的能战之师，旋即被选中。
开拔之前，奉军多年来主要驻防在盛京省的奉天府和通商口岸营口牛庄一带，其中驻扎奉天府的包括奉军亲军步队361人、后营步队451人、新右营步队451人、中营马队314人、右营马队314人、新练亲兵中营马队184人；驻扎营口牛庄一带的包括奉军左营、右营、中营、前营步队各451人、拨出防守营口水雷营的步队30人；另有驻扎昌图县附近左营马队314人，总计奉军全军兵力4223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