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正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平远”号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
得到袁世凯的奏请，既想让朝鲜局势尽快重归平静，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平远’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10]，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然而几天过后，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税务司赫德处得到“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同时总理衙还得到了“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的突发消
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前往进剿东学党的壮卫营已经大败兵溃。袁世凯不得不极没光彩地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过于乐观，“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11]，对日军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则一口予以否认，称“未闻日有派兵说”。[12]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便高层决策判断。
5月26日中午，“未闻日有派兵说”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了北京。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之间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
电报称，“平远”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平’去何为？”，朝方回答“以借送韩兵”，日人追问“华兵下岸否？”，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13]
“按乙酉约知照”，即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里的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交措置预案。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起出兵或各自出兵皆可，所谓的知照只不过是告知对方，而并没有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约束。也就是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在告诉对方后都可以派兵入朝。至于最后的撤兵约定，怎样才算“事定”，也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都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