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已经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交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交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交涉完全是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大为满足的层面。对日本人提出《天津条约》条款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本着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朝鲜文武官员无人”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熏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闵即问“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称“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15]
拿到袁世凯的保证，闵泳骏极力游说朝鲜国王李熙正式行文请中国出兵。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会上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后日本也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促成此事，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在东学党势力日炽的压力下，当天朝鲜政府决定正式呈文向中国求援。
自从琵琶湖事件后，日本政府中鹰派占据上风，始终进行着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多次寻找机会挑起事端。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口舌良机。得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这一举措，6月2日，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代办公使杉村濬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交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
精通中文的郑永邦，之后在朝鲜的中日交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他流利的中文得自其独特的身世。郑永邦的先祖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亲弟弟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清初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此后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了地道的日本人。
谈话间，郑永邦以言词诱导，“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云。”[16]袁世凯愚憨地表示，“虽然还没有接到公文，但双方已内定，做好了一旦接到公文便可急速出兵的准备。”[17]同日，袁世凯接二连三向国内发回报告，称朝鲜准备向中国请求援兵，日本政府没有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