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发迹(4)

1886年8月10日、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对属下嘻笑怒骂、全无架子的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现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甲申事变之后李鸿章心中对袁世凯所持的“拼命三郎”印象。

不负李鸿章期望,袁世凯立刻给朝鲜王室来了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亲,更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使节、军舰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氏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上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让其明白,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大院君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其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是支持大院君重夺王位。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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