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1)

那天夜里12点多,我已经窝在床上快睡着了,姚睫才给我回了短信。我绝没什么可抱怨的,对于一个陌生的骚扰信息,她能回过来,就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或者说,她也真够穷极无聊的。

自然,她的回话是:你是谁?

我想了想,回给她: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太好。

她说:你管我心情好不好呢。

我说:因为我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别希望关心别人。

她说:你有病吧。

我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不好意思再“逗”下去了。我记得有一部欧洲电影,那里面有一个讲文化史的老教授,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却又自卑于自己苍老的面孔,于是便用匿名短信骚扰她,进而与她交谈。像西方电影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这个老教授也是一个精神有点分裂的家伙,他隐瞒身份向女学生倾诉的时候,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乃至他这个人都破口大骂。没想到这样一来,女学生反而喜欢上了这个“陌生人”,两个人就在电波信号里谈起哲学来了。老教授的风趣、学识深深地吸引了女孩,但显而易见,他本人却陷入了感情的悖论之中:女孩是如此厌恶“他”,而“他”却又必须以自我谩骂来博取对方的好感。最后,他看见女孩和一个年貌相配的小伙子走在了一起,只好悄然身退。他骗女孩说,自己决定自杀,已经服了药,马上就要死了。他祝她与恋人甜蜜、幸福,又道歉说,自己只想静静地离开,不想让世界上多一个“认识自己”的人——那会增加本已沉重的世界的“重量”。而这个时候,电影情节走上了极端戏剧化的路子:女孩为了“未曾谋面的知心人”而拒绝了男友的求婚,飞奔上了街头。面对一辆偶尔经过的救护车,她情难自禁、泪流满面;而此时此刻,老教授也在咖啡馆的靠窗座位上看到了这一幕。他从没想到,女孩爱的正是“他”,巨大的幸福感席卷而来,不光冲晕了他的大脑,也给了他本已脆弱的心血管系统最后一击——恰恰在站起身来与女孩对视的那一瞬间,老教授一头栽倒在地上……

那部电影的画面像油画一样浓墨重彩,布局考究,女演员长得颇有老牌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神韵。记得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欣慰地给一本电影杂志写过影评:欧洲导演也学着煽情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而比起这部“全球通时代”的、忘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中国的编剧就像一群毫无心机的直肠子。在一部大陆投资、港星云集的片子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香港的司机和一个深圳的按摩女用手机聊了起来,男的骗女的说,他是一个赛车手;女的骗男的说,她是一个钢琴家。后来,两个劳动人民终于意识到说谎话是不对的,便抛开面具、坦诚相见,过上了“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此时此刻,我打定主意不再和姚睫“说话”,并不是害怕我们一旦建立了“关系”,情节的发展就会像国产片一样傻。我的想法是:任何试图将电影里的情节搬进现实的企图,都是幼稚、愚蠢的。哪怕模仿的是一部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大师之作。这样的冲动只属于喝一大瓶可乐、吃一大桶炸鸡也没有心理负担的毛头小子,而我已经腹部鼓得买条时髦点的裤子都不容易了。说到底,我莫名其妙地给一个长得像桃儿的姑娘发短信,这个行为已经有点像是“人到中年内分泌紊乱”的前兆了。

于是,我驼着背到卫生间刷牙、洗澡,从抽屉里翻出一瓶过期香水往被窝里喷了喷,准备睡个好觉。“咱们这个岁数的人,也就图个吃得香睡得着了”,这是很多朋友的感慨,透着一股丰衣足食的颓丧劲儿。但刚把一本“催眠专用”的老作家的小说扔到床头柜,顺手关了台灯,我的手机却像鬼火一样亮了起来。蓝屏的。

我看了一眼那条信息,是姚睫发过来的:你挨了骂,就生气啦?

我只好回过去:没生气。谢谢你提醒我有病,我就是有病。

她说:我看你是生气了。

真没生气,我说,应该生气的是你;而且咱们别说车轱辘话了好么,晚了,歇吧。

几分钟之内,她没有音信。我将信将疑地钻到被子里,刚一闭眼,短信又来了。

这次她问我:你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

早么?我说,如果你身在美国的白天,那我告诉你,现在是中国的夜里,全国人民基本上都睡了。

她说:那我们当一把美国人好不好——在中国的夜晚不睡觉?

我耐下性子发了长信:咱们学校有个老师,在“9·11”之后的那天写了篇文章,叫《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透着一股酸溜溜的贱气。他他妈想当美国人,美国人也得看得上丫的呀。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政治身份上,我都不想当美国人。

她说:你引申那么多干嘛?我只是找不到人说话。

我说:你想说话吗?那你现在敢出来说吗?

她说:我已经在外面了,你过来吧。

我愣了一会儿:我劝你有点儿警惕性——我要是流氓呢?

是流氓也能抓着你,她回道,师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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