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听此衷言，即恭从道：“先生是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校之第一人，学识富博。学成归国后，即辅曾文正公置办东方第一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甲午年与日人战时，先生又条陈张总督，献奇计以袭日本，如此高见远识，令后生钦佩。不知先生于现今变法之事，有何见教？”
容闳滔滔不绝地说：“东西文化，判若天渊。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乃不容稍缓之事。中国故宜兴办矿山铁路之实业，亦应设立银行。然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问，纯洁之品行。既聘之后，其所陈之嘉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
康有为听了此议，甚为赞许，接着他又向容闳谈起兴学变思想、育人材之事。
提到此事，容闳更多感慨：“三十年前，我即有教育计划，请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后又经理留学事务所，惜乎留学事终遭夭折。今之兴学，宜先在京师创办大学可也，亦可开办学会。”
二人还谈了变法的许多具体事宜，直谈至日落时分，康有为才告辞离去。此后，康有为等大批维新党人，常来容闳寓所访晤，讨论时政。一时间，他的寓所几乎变为维新党领袖的会议场。
与容闳相谈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开办学会之意又起。一日，内阁侍读杨锐到南海会馆汗漫舫聚谈时，康有为向他大发感慨：“近月来废寝忘餐，奔走于朝臣公卿门下以说维新，却备受冷遇，此乃风气仍未能开之故。今者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不知公意如何？前日访容闳先生，他极主张开办学会。”
杨锐听了此议，即表同意：“振励士气乃保国之基础，兄若在京师开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弟极力支持。不过，今日之办学会，宜以各省分办，不致引起嫌疑。兄能联络粤省先办起来，最好。这样其他各省也会跟着办起来。”
康有为觉得杨锐此议甚好，于是四出串联，在粤省居京人士中极力鼓吹，并联合二十余人，于1898年元月率先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接着，林旭联合旅京闽籍人士成立闽学会，宋鲁伯、杨深秀联合陕西、山西籍旅京人士成立关学会，后杨锐也联络四川籍京官开蜀学会。这些学会开办起来后，康有为还鼓动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人士各自开会。很快，各省学会遍开京城，名声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