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堡的背后，有一条隐秘的山路，带着乡间的泥土味。顺路走去，通往100年前的青山农场。那个农场是一个传奇。如果说白泥碉堡是辛亥革命的前哨，那么青山农场则是辛亥革命的后方基地。
告别革命，现在已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口号。但这需要一个必然的前提，那些腐败到了极致的统治者必须有自觉地改弦易辙的明智。这是一个我们长久地抱着的幻想。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经抱过，谭嗣同也抱过。然而，当谭嗣同把坚硬的头颅伸向刽子手雪亮的刀刃时，这个幻想在血花四溅的一瞬间，就变成了那一代精英的彻底的幻灭。在某种意义来说，孙中山就是在幻想破灭后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已经别无选择，如果谭嗣同再活一次，也必然会和他一样，只能决绝地选择另外一条路，以流血牺牲的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对于许多人，这注定是一条血溅黄花的不归路。
今天，对革命党人在那时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起义，人们似乎也从坚定的肯定变得有些怀疑和动摇了。它的意义开始被质疑和低估。事实上，在武昌起义之前，这些革命党人的起义几乎全都遭受了惨烈的失败。而革命党人对当时王室成员和封疆大吏的暗杀和刺杀，在现在看来，也多少带有恐怖组织的性质。从历史的事实看，革命党人在当时也的确没有战胜大清帝国的力量，也根本不具备摧枯拉朽的力量，但很多人可能忽视了，正是这些革命党人看似冒昧而唐突的、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继的挑战，让一个外强中干的腐败帝国内部发生了动摇，当清王朝恍然大悟时，他们已经陷入了无力回天、无可奈何的土崩瓦解的地步。倒是我们现在，对一个王朝覆灭之际的恍然大悟，反倒又变得迷惑起来了。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在那样一个时代，居然会有那么多早已移居海外的有钱人能够放弃优裕的生活，甚至随时准备着放弃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这样豁出了命去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四万万人民的命运去拼搏？事实上，这些人和他们的祖国已经没有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了。按我们现在的生活逻辑，你已经无法为他们的行动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在失去了理想主义笼罩之后的现代人眼里，国家、民族、人民，无非是一些铿锵的、宏大的，但也十分空洞的汉语词汇。
邓荫南就是这样一个难以理喻的人，一个当年随时准备倾家荡产、为革命豁出性命的志士。志士不是别的，志士就是既有信仰，又被信仰激发出强大行动能力的人。这位精明的广东商人，早年，他与兄长一起赴檀香山经营农场和糖厂，一直怀着反清的意图。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办的兴中会，他便率先加入，又一生追随。据说，此人是个神枪手，还懂得制造炸弹，这正是孙中山最需要的左膀右臂。檀香山离中国太遥远，兴中会移师香港，他也一路追随孙中山到了香港，在屯门青山农场担任经理。这是一片特殊的土地。这个农场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掩盖下，实际上在暗暗策划革命军事行动。在农场的秘密库房里，暗藏着他们从国外运来的军械、炸药。他们又在农场左边的一个山坡上，开辟了一个练习射击的靶场。从1902年的广州大明顺天国之役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发动了六次极具震撼力的起义，每次都是在这里集结、策划、出发，在战斗打响后，又是从这里为起义前线调运军械和粮食。可以这样说，这个农场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后方基地，也是革命策源地和大本营。
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的革命者，香港一直都是一块特殊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