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
女生在学校是不穿高跟鞋的。我不确定前面那个一步一颠，扭动着身子的人是不是她。她把满世界都弄得香水泛滥的，这使我想起了热衷于在电线杆底下做标记的小宝（一条狗）。不过那个人大概认识我，和我们打招呼。她的脸竟然和她一模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叫出了她的名字，那个人答应了。但我又一下子恍悟过来——不可能是她。
她早被埋在了茶城花园的小溪旁。我记得当时把她揉成一团埋进了土里。我的指甲缝里都是泥，手也脏兮兮的，像小时候吃的“大花猫”雪糕。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抽风似的拼命在土上踩了几脚，跺得右腿发麻。而后，我吹着口哨离开了。
那条溪是茶城花园建成后挖的，远远地连着南边的河，像葡萄藤上伸出的一根茎。溪边还有几组石桌石凳，都被漆成了拦腰斩断的树根的形状。我站在石凳上，绕梅花桩似的绕着石桌走。当然，她也做着同样的事情。绕啊绕啊，我们像是被塑料棒搅拌着的咖啡，略带着焦炭味的烟混在植脂沫里飘出几缕令人迷恋的香气。那种香气如同影子一般寸步不离，又远远地注视着你，保留着些许无法触及的矜持。
最初的记忆如同刚刚发育时沙哑的书信。它们以碎片的姿态从指尖滑落，仿佛一批批从机舱里跳下的伞兵。那数百块碎片被艰难地吸入马桶和那肚脐一样的水涡中。最初的记忆如同那些书信——我时而记起，时而忘记，时而相信，时而怀疑。这些东西困扰着我，令我焦头烂额。它们像一根长而结实的风筝线无论我飞多高都被远远地牵着。尤其在雨天，这种困扰会加剧，纷纷扰扰地交织在一起。我常常因为忘记某件事情的发生而苦恼。我觉得它肯定发生过，而我搜肠刮肚却都寻不到它发生过的证据。我甚至以为一切都是假的，都源于一场冗长的梦或是白天荒诞的浮想。
但我的的确确记得，她跑到我身边，和我比身高，似乎在宣布：你好高啊！她长得并不好看，每次见到我都要故意拱起嘴唇，像一只能挂毛巾的钩子，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她总是故意把眼睛睁大，像是要弥补某些不足。她总是把头仰起45度角，表示不屑或者不满。
她说她喜欢看我吹口哨时拱起的嘴唇，我是躺在床上吹口哨时想到这些的。也许她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当我向她吹一些儿歌时，她的眸子中有喜悦在流动——这一幕我记得格外清楚。
我喜欢在放学的时候吹口哨，尤其在夏夜。青蛙分散在某些阴湿的角落，此起彼伏地炫耀着嗓子，这种盛大的集体求婚煮沸了夏夜无精打采的泥土。天上常常是有月亮的，或明或暗，或圆或缺，表情丰富得犹如刚满月的婴儿。放学那一路植满了树，郁郁葱葱地霸占了整个街道。风在树叶里迷了路，发出了一些埋怨，而后消失在树叶里。她和我并肩从那些落叶阔叶树的腋下经过。我和她谈作业，谈八卦；我给她唱歌，我们也一起唱歌。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在吹口哨，吹《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吹《我有一个好爸爸》，做着青蛙也在做的傻事。这时候我们便格外亲近，如同草原上的羊群和云朵。我们肩膀偶尔相触，带着胚根挣破种皮般的心悸。就这样，气温一天天降下去，风从树里钻了出来，报复性地搅乱了树的头发，搅得一地枯槁。树枝突兀地指向天空，戳了一些洞，露出外面的光。她把这些叫做星星。那些冒失的风常常卷起一些沙尘，打在我的脸上。有时候，它们使我感冒，发些小烧，鼻子堵得不行。这时候讲话是很难受的，我也没有一丝吹口哨的心情。我和她其实并不同路，她不知道这个，每天我总要绕10分钟的路才能回家。
后来，我们放学不再一起走了，冬天实在太冷。我以为我们总会在某个岔路口会合，也许会在那里营巢。可事实上我们越来越远，因为我们迈向了不同的方向。也许这么说并不准确，我们的生活也许根本没有方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可笑的辐射对称的腔肠动物。四周的东西——水、矿物质盐很轻易地侵入我的体腔。她便是这样侵入了我的生活，一如四周的东西，也许我以同样的形式插手着她的人生，也许没有。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至少现在是这样。每天醒来，僵直地插在床头，或者持久地伸一个懒腰，随后继续懵懂地木着。蝉声和蛙声此时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我的脑子空空如也，我不知道下面要干什么，要去见谁。我在炽热的日光下想了很久才顿悟过来——我要见她——而她又是谁呢？我的头在这时候会隐隐作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