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言：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
曾国藩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学问勤习不止，就会像禾苗逐渐地生长，像树一样每天在长高，而你自己感觉不到每天的进步。但是，如果日积月累，你的进步就会非常快。曾国藩有自己的日程表，他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所有的下属也是这样要求的。
说到具体培养人才，曾国藩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课读，一是历练，一是言传身教。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他经常和他的下属在一起谈论学问。看他的日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即他每天重要的事情就是接见僚属，跟下面的人谈话。无论战争间隙，还是最紧张的时候，他一定要到他的幕僚群体里，广泛地进行交谈。他还会跟这些人讨论诗词、歌赋，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是经师兼人师。古人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就是说能够言传身教，与之相处的人，潜移默化，这样的教育更容易产生效果。
同治元年五月下旬，曾国藩为幕僚们出了一篇策论，题为《多将军会攻金陵或援陕西议》。当时的情况是，在湘军打太平天国最吃紧的时候，也就是包围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城（南京），这场仗也是检验曾国藩的湘军能不能立得住的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在这最紧要的时候，多隆阿却要被调往西北战场。当时捻军从河南向北一直到了山东，后来又转到山西，从山西进入陕西。清朝政府担心这些捻军和陕西当地的回民起义联合在一起，如果这样，清朝就很难收拾局面了，所以就让军中最善战的多隆阿带领他的精锐部队到西北战场去。
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如果把最精锐的部队撤掉，势必会影响攻打金陵城。曾国藩因此出了一道题，让幕僚提出解决方案。题目是，多隆阿是应该留在金陵继续攻打南京，还是应该到陕西支援剿灭回民起义？当时，赵烈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方案，他特别提出西援关中有“五不可”，攻打金陵有“四应该”。据赵烈文日记载：
大军会攻金陵，捻军进逼长安，关中糜烂，京畿震动，皇帝令多将军撤金陵之师西援陕西，总督命幕下议其事。某献策多将军留攻金陵有四宜，西援关中有五不可。
曾国藩听后，觉得这个方案是最好的，并据此向清朝的皇帝上奏，请求把多隆阿留下来继续攻打金陵城。
这样的一个课读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主要是检验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尤其是重大事情时，他的抉择和独特看法。
通过信函、批札等，对手下人进行教育、历练的案例，举不胜举。特别要说明的是，曾国藩对待属下，即使职位非常低，也一定认真、具体地提出指导意见，从不模糊处理。
如咸丰十年九月，他批示游击叶光岳禀恳湘勇一营时说：
你初来时，英气外溢，我爱之如子弟，期望很高。你自当上哨官后，沾染官场揣摩习气。前年进入陆营，稍给权力，你手下的人背后议论你，因为你待人不诚实，说话没有信用，所以他们不服。我因你随口编造谎话，曾经当面训责过多次，但你仍未完全改正。本想弃你不用，但又爱惜你聪明过人，似乎可以渐渐陶镕而变化。现在你请另带一营，志向可取，但你素来言而无信，我怎能相信你？现准你带三百人，试你真否得到士兵的拥戴。如果你真能体会到本部堂陶镕你的苦心，那么你要做到三条：第一说话要谨慎，不能编凑谎话；第二要耐劳苦，不要学文弱浮薄傲惰样子；第三心窍要正，要真，不可弯曲，动好与人斗机斗巧。这三条如能改变一二，将来还可以造化，如果三个月毫无长进，立即革去。
可见，批示内容非常具体，使得下属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有所依归。
言传身教方面，曾国藩做得近乎完美。他一生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看过他日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他这个两江总督，直到后来打下安庆的时候才稍微好转，之前他都是居无定所，一直漂泊。他言传身教的事迹，在史书中留下了非常多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