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条只是一般标准，文官也好，武官也好，这四条标准只是一般性用人标准，而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仅有这四条标准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标准，用他的话叫“上上之选”。那么，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曾国藩用了四个字 “忠义血性”。“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而“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后来“忠”的含义表达的是为人不贰，为人忠诚，更多的是对国家而言，要公忠体国，尽心王事。“义”也演变成行侠仗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义行。血性，是忠义赤诚的性格。一般而言，有血性的人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敢作敢为，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尤其是当别人有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而丝毫不顾及个人得失。曾国藩提出，忠义血性才是上上之选，是最好的人才。这就是说，人要有激情，有持久的激情，不能五分钟热血，虎头蛇尾，更重要的是敢于担当，有承担。他说：古往今来的英雄，并非一开始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大英雄，而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就的。这就是说，“忠”是对一个组织而言的；“义”是对个人而言的；“血性”是有激情，有担当，敢作敢为。曾国藩挑选的接班人也好，重点提拔的人也罢，都是从“忠义血性”这个视角当中选择的。
曾国藩说，表面上看来，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四条标准，但不具备忠义血性，则不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必须具备忠义血性这个上上之选的最高标准。如果一个人具备了忠义血性，即使前面的四条只具备三条、两条或一条，但也能够逐渐地将四条都具备了。相反，一个不具备忠义血性的人才，即使具备前面的四条，但最后临大难，在重大、关键的时候，还是不可靠。所以曾国藩说，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
他说，湘军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若打仗能出则向前，入则殿后，此一端已有可为统领之质。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诚意而不扰民，若加意培养磨炼，将来或可成大器也。
而忠义血性大多具有朴实廉介的特点。因此曾国藩又延伸了他的用人思想，指出：大概观察人的办法，以朴实廉介为本质，有这样的品质再加上特殊才能，这样的人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品质，就是有长处也是靠不住的。“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说的人无本不立，其意义就在于此。
方宗诚观察到，曾国藩“平日取人，皆诚朴厚重一流，而不喜才华浮薄者。若德行文学之儒，则奉为上宾，出入谈论而不肯烦以吏事”。
胡林翼也说：
成就大业总以得人为主。子游为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鸣琴可理；即长孺卧治，亦可理。不得其人，虽日夜操劳，而无济于治。求才之法，谋野则获，谋邑则否。野多朴而邑多巧，野尚质而邑尚文也。又说：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纯诚；其次则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致败乃公事。
前面提及，文官和武官各有四条标准，而忠义血性是上上之选。曾国藩还提出一个具体入手之处 检验人才能不能胜任，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的“五到”，这也是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他说，办事情，人才要以“五到”为要。这“五到”分别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和口到。
关于“身到”，曾国藩说，文官有身到的要求，武官也有身到的要求，就是要下基层。一个领导没有下过基层，就不是一个好领导。文官就要“亲验命案”，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