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首先依人的才能高低，把人才分为三等。第一等人才，几十年才会一遇，很少有，因此是可遇而不可求。这种人才属于那种受之于先天，成之于后来，集几代积累于一身。人的资质，后天能够完成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达到。在他的“运气口袋”说法中，更多的是属于第二等人才、第三等人才。他说，这两种人才是可以找到而储存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磨炼，能够达到第一等人才。他强调才干从历练而出，也就是说，凡是真正有才能的人，都要经过磨砺、磨炼、磨难，经受得住各种考验，才能最终脱颖而出。
他还以人的资质来划分，将人才分为两种：一种是得之于天授者，一种是得之于人事者。前者是自然型，类似生而知之，先天禀赋好，后者是靠历练而成长。他说，自己属于后者。从人才类型来分，他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另一类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的人才。
又据湘潭大学梁贵超《曾国藩人才思想研究》（《曾国藩研究》第二辑），曾国藩属下有十类人才：
1.清节家：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用时已引人注目，未显达时人乐于举荐。
2.法家：以制度为本，先苦后甜，成功后显效果。
3.术家：聪明多思，深藏不露，计谋成功后显现才华，达于精妙。
4.栋梁才：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足以匡正天下，术足以定国策。
5.大臣与地方之才：三才不纯备，德为一方表率，法可治一方，权术足以处理一地之事。
6.智意之士：善于揣度，治道以顺为尚，未发达时易为人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
7.臧否之才：褒贬善恶，明辨是非，未成功时为人所识，显达后为人称道。
8.伎俩之才：有专门知识，能以事功显，未成功时为人惊异，已成功后被委以重任。
9.文儒之才：文章写的好，可以传道授业，口才舌辩。
10.饶雄之才：胆力卓绝，才略过人。
曾国藩对人才划分的标准和特点概括，显然参考了明代大儒吕坤的三分法。即第一等人才“深沉厚重，魅力十足”，第二等人才“不拘细节，磊落豪雄”，第三等人才“聪明绝顶，辩才无碍”。通过具体而重要的事情，可以看出是哪一等人才。即：碰到大事、难事时，看他的担当；遇到逆境、顺境，看他的胸襟；临喜、临怒的时候，看他的涵养；群行、群止的时候，看他的见识。
他还提出，当一个人有所成就的时候，即使台面狭小，也会出现几个人才同时应运而生的情况。在得到几个人才之后，人才的性情又各有不同，兴趣、志向又有远近之分，才识都准备好了，又需要济之以福泽。
在曾国藩的班底里，真正有才华、有才能的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算一个。但李鸿章的弱点是缺乏磨炼，耐力不足。因而在曾国藩的眼里，李鸿章虽然开始不是第一流人才，但经过磨炼，是能够达到第一流人才的。他在评价李鸿章兄弟时说：李小荃（瀚章）血性不如他的弟弟李鸿章，但做事沉稳要超过李鸿章。李鸿章接替他剿捻后，曾国藩指出李鸿章缺乏耐力，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往往吃亏。他还看出，新上任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可能会不买李鸿章的账，为此写信嘱咐李要处处忍让。当时李鸿章想把捻军聚拢到胶莱河以东，一举歼灭，但捻军很快识破了李鸿章的用意，率军突破防守最薄弱的东军王心安部防区。而王心安又是两个月前东捻军突破戴庙运河防线冲到胶东的肇事人。消息传来，李鸿章十分恼怒，上奏要将王心安“军前正法”，并连带责怪王的上司丁宝桢“予智自雄，慢师轻敌”。丁宝桢也不甘示弱，向清廷上奏声明失事的海滩地段应该有巡防的鼎军（李鸿章部下潘鼎新的军队）骑兵负责，王心安纵有过失，罪不致死。双方一时打起笔墨官司，清廷只好各打五十大板，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王心安免于一死，戴罪留营效力。
据方宗诚的观察，曾国藩在正式任用人才前，总要经过测试、考察。一般的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