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仅仅因为周腾虎（赵的四妹夫）的一席话，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
老师说：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因为周腾虎夸奖你，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对老师说：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很有生气，自然是英雄面目，相比之下，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不差毫厘，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就军事打仗来说，本来崇尚的是谋略。自夏商周三代以下，人们急功近利，追逐名望，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因此，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今天的世道大乱，荆棘丛生，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老师说：你说得对，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自从胡林翼、江忠源去世后，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久之计，令人感叹。
第三个方面是猎取。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办团练很有名，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将朱挖过来，在营务处任提调。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因为善于断案为曾国藩所赏识，将他调入。
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因而主动投奔过来，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所以立刻投效而来。李元度也是如此。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曾任黔阳县教谕。道光末年，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沈阳。咸丰二年，各地开始办团练，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在哪儿呢？最后，曾国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请他“临危受命，同为东征之役”。
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复书李元度，恳邀来衡筹商一切：“即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起初，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曾国藩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经曾国藩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
再如无锡人薛福成。同治四年，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剿捻”的途中张榜“招贤”，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曾国藩看过“故友”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发现他见识不凡，便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为求取人才，用尽各种办法，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
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这里来，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一天也分不开。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公（郭昆焘）是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