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曾国藩的知人之明(2)

,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一个部级的领导,九年连升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十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

《易经》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的艰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 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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