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一个部级的领导，九年连升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十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
《易经》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的艰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 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