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在奏折中说，
刘松山本是王珍（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世界管理学大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人事决策决定着组织取得成效的能力，并对一个组织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难以改变。可见，识人和用人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为“中兴第一名臣”。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近百年来无数风云人物，包括梁启超、蔡锷等人，都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探讨，或者以他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或者以他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也在不同场合交谈过。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做高官、负大责任的领导者，主要应该抓两件大事：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他说：“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圣贤教导我们的话有千言万语，但根本是立人、达人。“今日懂得立人、达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懂立人、达人，明日就是小人。”在与胡林翼通信时，他特别强调说：“今日世风颓靡，我们慎之又慎的，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下手之处。”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总结说：曾国藩始终不变、一生坚持的，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即“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并说曾某的成就“二者足以尽之矣”。前者是讲修身，后者是讲用人。他发挥说：大凡一个人如果修身的功夫不到家，就是本源不立，最初表现在学术上立不住，最终会成为事业上的拖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端并不明显，但效应异常显著。曾国藩修身方面，有诸多可资吸取之处，他每遇一件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在用人方面，“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薛福成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概括曾国藩成功的两个方面，堪称精辟。而曾国藩的一生也验证了这一点。
1.曾国藩的人生三境说
孔子曾讲过人生的“三段式”：
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人血气已衰，戒之在得。
简单回溯一下曾国藩61个年轮的人生历程，他对人生有一个非常深的体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话来概括就是：
少年经不得顺境，
中年经不得闲境，
晚年经不得逆境。
曾国藩61岁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从孩童时到28岁这个年龄时段，标志性的基础或成就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曾国藩在28岁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了进士，并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从而拿到了传统社会的敲门砖，打破了曾氏家族几百年“寒籍”的历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为曾国藩写年谱时感叹道：“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曾国藩在“出湖”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为他改变时代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在这一时段中，曾国藩还练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本领，尤以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受到湖南经世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