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者对怀疑论者的反驳还显得力度不够。毕竟怀疑论者总是可以辩称，我们对社会合作的体验，或者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对我们意志的抵抗，本身都是不可信任的。这些事情或许仅仅是我们的凭空想象。但如果我们能以唯物主义精神看待这样的问题，就能够获得全新的见解。比如，我可以看到那些将无形的头脑贯穿于他们论证始终的知识分子，无法理解一个人的头脑与身体之间、或者头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在头脑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隔阂。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导致这种看法的，往往就是世界影响他们自己头脑的方式。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有点远离物质世界的群体。只有依靠社会的物质盈余，才有可能产生诸如牧师、圣贤、艺术家、顾问和牛津大学教授这样的专业精英。
柏拉图认为，哲学的产生需要一个有闲的贵族精英阶层。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工作才能维系社会生活运转，那么文学沙龙和学术团体这样的机构就不可能存在。象牙塔将会如部落文化中的保龄球馆那般稀有（在发达社会中，象牙塔也同样稀有，因为大学已变成了公司资本主义的附庸）。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一词涵盖的众多事物之一。这种人往往看不到，他们跟社会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思想独立于现实这一偏见，其本身也是由社会现实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思想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由我们的身体需要所决定的物质必需。有人或许会提出，思考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必需。思考和我们的身体冲动密切相关，这也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意识是人类自身和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写道，人性是由物质世界“确定的”，因为只有跟物质世界进行接触，我们才能利用自己的力量，证实物质世界的存在。正是现实的他者性以及现实对我们意志的抵抗，第一次让我们拥有了自我意识，而这首先意味着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他者的存在，我们才得以成为我们自己。个人身份是社会的产物。不可能只存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就如同不可能仅有一个数字一样。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现实是我们自己亲手劳动的产物。看不到这一点，而把现实视为某种自然的、无法解释的、独立于我们自己活动的事物，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异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忘记了历史是我们所创造的，反而逐渐被历史所掌控，犹如被一股异类的力量所操纵。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①写道：于马克思而言，世界的客观性“植根于以行动为导向的人类的身体组织之中。”
①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总是“晚出现的”，正如孩子并非天生就具有理性一样。甚至在我们开始反思前，我们就已经处于一个物质的背景之下；不管我们的思想多么抽象，多么理论化，它都是完完全全由这个事实塑造的。唯心主义忘记了实践是我们思想的根基。如果我们的思想脱离了实践的土壤，就有可能产生“是思考创造了现实”这样的错觉。
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理想思考与物质生活密切相连。人类的感官代表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相比之下，在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眼中，“物质”是一回事，“思想”或“精神”是另一回事。马克思认为，人的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体的活动——就是对这种说法的驳斥。实践显然是物质的，但不可分割的一面，它也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有主观动机的。实践活动正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以前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头脑是积极的，感官是被动的。马克思却认为，人类的感官自身就是积极地与现实接触的一种形式。它们是人类长期与物质世界互动的结果。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写道：“五感的培养，是之前所有历史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