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大胆驳斥了中产阶级唯物主义所宣扬的被动的人类这一说法，并创造性地强调了人类的能动性。所有的哲学都必须源自这样一个前提：无论人类还有什么别的属性，他们首先是能动的。人类通过改变周围物质环境而实现自我的改造。他们并非历史、物质，抑或精神的附庸，而是具有自主能动性，能够创造自身历史的生物。这意味着，相比于启蒙时期的知识精英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民主的。只有通过大多数人集体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改变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思想观念，因为这些思想深植于我们的实际行为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反哲学家。事实上，埃蒂安·巴利巴尔①认为，马克思“或许是现代最伟大的反哲学家。”反哲学家指的是那些对哲学抱有警惕之心的人——或许布拉德·皮特②也抱有这种想法，但反哲学家的不安是出于一些更有哲学趣味的原因。他们用观念质疑观念，而且虽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完全的理性，但他们往往不相信理性是这个世界最终的归宿。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从其对立面——也就是非哲学开始，而哲学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无法用哲学的观点考量的，是与哲学和抽象思维完全相对立的”。他还评论道：“是人在思考，而不是自我或者理性。”正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①所指出的：“任何主观理论都必须以这样一个认识为前提：人是一种有需要、有感性，具有生理特征的存在。”换句话说，人类的意识是有形的——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躯体而已。它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身体总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总能够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活动。
①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1942-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②布拉德·皮特（Brad Pitt，1963- ），美国演员，电影制片人。
①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1931-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方式源于我们的动物属性。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哲学家有时怀疑，机器是否也会思考。或许机器确实能思考，但它的思考方式肯定与我们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机器的物质构成跟我们截然不同：没有身体方面的需求，也不像人类那样拥有跟这种需求密不可分的情感生活。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感官、实践和情感因素。正因为这一点，倘若机器真能思考，人类或许无法理解它们的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种被马克思彻底摒弃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它所描绘的世界只是一个被动、孤立而没有实体的人类主体，冷漠地审视着一个孤立的客观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不认同这样的主体；同时他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客体并非永恒不变或既定的事物，而更有可能是人类自身历史活动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将主体视作一种实践，并把客观世界重新定位为人类实践的产物，而这就意味着客观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先把人类视为积极的、实践的存在，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人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些令很多哲学家困扰不已的问题。相对于那些从远处悠闲地思量世界的人，为改造世界而努力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世界物质性的存在。事实上，怀疑论者本身的生存也依赖于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倘若没有一个供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就不复存在了，他们的疑虑也将与他们一道灭亡。那些认为人类在现实面前被动无助的人们，或许也有理由质疑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这是因为我们往往是通过体验事物对我们需要的抗拒，来确认事物的存在，而这种体验的获得主要来自实践。
哲学家也曾就“他者的头脑”提出疑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碰到的人拥有像我们一样的头脑呢？唯物主义者会回答说，要是他们的头脑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可能连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倘若没有社会合作，也就不可能存在维持我们生命的物质生产；而我们所说的“头脑”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与他人交流。同时，“头脑”一词描述的是人体特定部分所进行的具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沟通行为。我们不需要窥探他人的大脑，或者用线将他们的头与机器连在一起，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也具备这种神秘的东西。我们只需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以了。意识并非某种高深莫测的神秘现象，而是我们能看到、听到并处理的事物。人体由物质组成，但组成人体的这种物质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和表现力，而我们所称的“头脑”，指的就是这种创造力。所谓人类的理性，其实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揭示了一种有意义的模式。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者将世界归结为一团死气沉沉、毫无意义的物质，他们因此受到批评也实属正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恰恰与之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