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商人的崛地而起，引发了官商关系和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清初的八大皇商到纲盐制下被包干化的盐商，从十三行商人到被官方分化出来的买办商人，官与商，如影随形。尽管分工不同，但商人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官方工具的角色。
洋务运动后，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买办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尔后是盛宣怀、严信厚、杨宗濂等幕僚商人走到舞台中央。再之后，幕僚商人分化，盛宣怀在官商之路上越走越远，由商入官，跃升到邮传部尚书之职，而严信厚、杨宗濂等人则脱离幕僚角色，自我解放成为纯粹的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官僚或幕僚背景的士绅群体下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晚清状元张謇从官僚体系中退出来，由官入商，而无锡荣氏兄弟则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从一开始就显得比较纯粹。
期间，官商关系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热门话题。在19世纪末的最后30年里，两位江苏人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于此的跨越千年的命题，一位是四国公使薛福成，一位是旷世官商盛宣怀。
前者在1889年春天被清政府委派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在时人看来，那时到国外做公使就是做汉奸，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的驻外，引来京师大夫们的一片唾骂指责，非但生前被唾骂，甚至在其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其棺鞭其尸。他的后任，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御任公使后入职总理衙门，但总被猜忌，受到掣肘，有志难酬，51岁便染伤寒而逝。
薛福成也一样。1894年在归国路上，薛福成因一路辛苦劳累，加之染上疫病，回国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他在考察游历中提出：“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当时，关于正确看待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重大意义的论述并不鲜见，盛宣怀则着眼于官商关系而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顾商人、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的命题。尽管盛宣怀是这一命题的提出者，但他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并没有如愿解决这一命题，而他的化公为私的本领，甚至抹黑了其作为这一命题提出者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盛宣怀，一如我们不能奢望那个时代的为官者能够照顾好商人。也正因此，我们依稀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民富，成为我们审视中国下一步征程的一扇窗口。
从鸦片战争后的国贫民弱，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富民强，再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转身。
那些曾经为中国商帮史发展书写了既往的人们，承载着历代中国人谋富强国的梦想。现在温故和分享他们在起承转合之中的每一次转身，总会觉察到他们曾经来过。谨以此书缅怀那些在中国商帮史上留名的工商业英雄，同时也献给那些正在推动中国工商业文明的现代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