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3)

千年命题的现代参照

商人的崛地而起,引发了官商关系和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清初的八大皇商到纲盐制下被包干化的盐商,从十三行商人到被官方分化出来的买办商人,官与商,如影随形。尽管分工不同,但商人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官方工具的角色。

洋务运动后,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买办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尔后是盛宣怀、严信厚、杨宗濂等幕僚商人走到舞台中央。再之后,幕僚商人分化,盛宣怀在官商之路上越走越远,由商入官,跃升到邮传部尚书之职,而严信厚、杨宗濂等人则脱离幕僚角色,自我解放成为纯粹的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官僚或幕僚背景的士绅群体下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晚清状元张謇从官僚体系中退出来,由官入商,而无锡荣氏兄弟则没有太多政治背景,从一开始就显得比较纯粹。

期间,官商关系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热门话题。在19世纪末的最后30年里,两位江苏人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于此的跨越千年的命题,一位是四国公使薛福成,一位是旷世官商盛宣怀。

前者在1889年春天被清政府委派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在时人看来,那时到国外做公使就是做汉奸,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的驻外,引来京师大夫们的一片唾骂指责,非但生前被唾骂,甚至在其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其棺鞭其尸。他的后任,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御任公使后入职总理衙门,但总被猜忌,受到掣肘,有志难酬,51岁便染伤寒而逝。

薛福成也一样。1894年在归国路上,薛福成因一路辛苦劳累,加之染上疫病,回国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他在考察游历中提出:“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当时,关于正确看待工商业对于一个国家重大意义的论述并不鲜见,盛宣怀则着眼于官商关系而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顾商人、经商的如何考虑国家的命题。尽管盛宣怀是这一命题的提出者,但他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提出的“官督商办”模式,并没有如愿解决这一命题,而他的化公为私的本领,甚至抹黑了其作为这一命题提出者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官商关系史。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盛宣怀,一如我们不能奢望那个时代的为官者能够照顾好商人。也正因此,我们依稀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民贫而国强。一个民不富、商不立的国家,从来只能貌似强大。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民富,成为我们审视中国下一步征程的一扇窗口。

从鸦片战争后的国贫民弱,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富民强,再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转身。

那些曾经为中国商帮史发展书写了既往的人们,承载着历代中国人谋富强国的梦想。现在温故和分享他们在起承转合之中的每一次转身,总会觉察到他们曾经来过。谨以此书缅怀那些在中国商帮史上留名的工商业英雄,同时也献给那些正在推动中国工商业文明的现代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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