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针针见血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怎么想怎么做，利益又是决定因素。
“联办”挂靠国家体改委，便拽着体改委往上打报告。国家设立体改委本来就是想督促实权部门分割自己的利益的，但靠体改委自己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于是，1990年10月，“联办”又起草了一份以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的名义筹建STAQ的联合通知，琢磨着各家首长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但中国人民银行很快就回复了，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应由筹备单位按正常手续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在由中国人民银行会签联合发的通知中，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也是不合适的；经中国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我们建议，“联办”证券报价系统筹备工作最好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高潮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
“联办”的分立倾向遭到坚决阻击。
这里有经济理论问题：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是不是应该统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STAQ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中国中央银行是否合适？
这里更有利益问题。1978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后来又从中分出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变成行政管理部门。之后保险公司也分立出来，又滋出了国债，再生出股票。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将会如何？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交道太多了，不打不成交。而为国库券的流通，承办者又是“外来户”国家体改委及非正式机构“联办”这些个体户，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说，这块痒痒肉不好挠。
STAQ终于没有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四部委的通知也最终没有成文发出。在此前后，中国人民银行报价系统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1990年12月5日，STAQ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中顾委常委张劲夫、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和刘鸿儒、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出席。
STAQ位于北京崇文门饭店，当日已联通北京、上海、广州、海口、武汉和沈阳6城市17家证券公司。第一笔异地交易是在海通证券和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过程用时8分钟。当日交易总额385万元。
这样，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STAQ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转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报价系统NET（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成立。
2000年，上海作家卫慧的书《上海宝贝》被禁了。这书里有一句话很适合10年前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时的情形：“高潮还是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了。”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有点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历史上，革命根据地只有两个从未倒过，一个是延安刘志丹、谢子长，一个是海南琼崖纵队冯白驹。1934年瑞金革命苏区不行了，留下些伤残之士打游击，主力部队奔向延安。而孤悬海外的红色娘子军们，愣打着赤脚迎来了革命高潮。
北京就是瑞金。
上海就是延安。
深圳就是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