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副总希望我对他的做法给予一些点评，我没有直接说，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曾问一位南方某大型国企主管质量的总工程师：“你是怎么来管理你的这支质量队伍的呢？”他说得非常清楚：“很简单，乾隆手下有和珅与纪晓岚，他们总是在斗，可是他们总是能够平衡。”我请他做出解释，他说：“很简单，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的质量部门和生产、业务部门是不是在争斗，如果他们在争吵，吵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是正常的，是受控制的，我就非常高兴，很踏实。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吵了，那么我就会觉得好像猫和老鼠成了一家，我就会感到担惊受怕，心里始终不踏实。”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个副总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思考片刻，对我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你不这么做，是没有办法控制质量的。”
这实际上又引发出我的另外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斗争的思维、一种战争的方式去对待原本生生不息的管理世界，尤其是对等于生命的质量？
现实常常会唤醒我们身体里面“好斗”的记忆，引发我们把许多事物当作一场战争的意识。而实际上，你放眼全球来看，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依然摆脱不了许多军事的语言或者冷战思维。比如，“商场如战场”，“商业即战争”，“竞争战略”，“成王败寇”等等。虽然如今大家都会把一句名言挂在嘴上--“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火以使自己明亮”，但事实上，大家从内心里都希望产生一种“世人皆灭我独亮”的胜境，当然就渴望多一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式的人物活在自己的阴影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已经忘却了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思维遗毒的“还乡”与“还魂”。仿佛又听到了那句小时候熟悉的电影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抛开近代百年救亡大于启蒙的现实环境不谈，究其思想的原因，应该是误读了马克思主义、误读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原本是属于历史唯物论，但后来经过了前苏联普罗汉诺夫的“本土化”解读，又经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改造，就开始把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变成了辩证唯物论，特别强调起“对立”和“统一”了。
“统一”是没有了，强调更多的是“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敌我双方的对立，你死我活的对立。这种对立特别适合于战争年代，但是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工作中如果都用这种斗争和对立的思想，带来的一定是一种迷惑、一种混乱。而且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混乱不仅浑然不觉，甚至还以为它就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不然怎么可能去“持续改进”呢？
我曾经对学生们谈到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去机场，司机问我：“我们从那边走吗？”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堵啊。”居然一路上三次都被他说对了，而且顺利地绕开了那些堵点。
我问他：“真棒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太清楚了。”
“那你能判断它们为什么堵吗？”
“为什么堵？还不是那帮交警干得好事！”
“怎么讲？”
“这些家伙尽在那里闭门造车、瞎指挥。你看吧，哥们儿，只要哪儿交通乱，那里一定有警察。”
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嗨，不就是瞎指挥嘛。警察不在反而顺畅了。真的堵成一锅粥了，你会发现找不着警察了，因为他们已经溜之大吉了。”他说。
我哈哈大笑，又问：“有意思。那你是知道什么地方应该疏通，什么地方应该开个口子了？”
“我当然知道。”听得出他挺自豪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天在路上跑一百回，我能不知道吗？”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说？”
他说：“我跟他们说？谁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