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补给了一些饼干、香肠和袋装干果，另有几罐啤酒，装了袋，我打手势与店主辞行——又被当成哑巴——我就背向岷江，走向一处山岭。路上开了啤酒，慢慢喝，心绪空落坦然。啤酒清香诱人，欢愉感在身体中清晰地传递着，可是喝了一罐半之后，我却倾尽残酒，踩扁罐子塞进背包。不是不再喜欢啤酒，而是很少的一点儿酒意隐隐浮现，竟好比一丝烟雾在洁净的空气中散开，夜里刚刚获得的清澈如水的头脑似有回到往常的混沌状态之虞。幸而无碍。
时近午时，在山顶上坐下来，给严竺写了张明信片：
我在邮戳注明的这个地方。这也算浪迹天涯吧？其实只是无事可做，信马由缰而已。风光入眼，我也懒得玩赏，旅行拯救人生之类的说法也觉得荒诞不经。我只是恰好行至此地，心灰意懒，权作盘桓。
我想谢谢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本想多写，尚有话说，可是你也能看到这小纸片儿到头了。
写罢，把明信片放入背包夹层，站起身来，迈开步子，我下得山去。那本杂志上的故事怎么说来着，严竺？在那些美国士兵在越南被打得屁股掉了，灵魂也掉了之后？“他们就迈开步子，继续开拔。”
于是在那一天，薄雾中，离故乡有五千里之遥，我像一只被掏空的陶罐迈开步子，继续开拔。
这趟旅行之所以成行，就跟严竺有一点儿若有似无的关系。那是夏天时候，有人邀请我去南池子的一个会所参加律师和法学界人士的聚会，聚会操持者颇有威望，与我当时供职的律所亦有渊源，我虽拙于交际，却不好辜负盛情。至于他们为何邀请我，除了我也是个律师之外，还在于我通过报刊上的法治专栏积累了一点点名气。写这种文章束手束脚，需要多用巧思，我倒是擅长在嬉笑的文章中塞进严肃的果馅。我还算是个灵巧的作者，多少受到了一些欢迎。
聚会中，正无聊间，我看到一双星亮的眼睛在人丛背后望着我，两丸黑漆一般，正是严竺。
我几乎一出生就认识她，直到大学毕业之后，闲来还常凑在一起。小时候她就很机灵，想法不合常规，可是决不出格。后来果然嫁得好，丈夫是既富且贵的经济律师，决非我这种帮贫困残疾人打官司且屡战屡败的自负清高的角色。现在她是全职太太，唯一的正事便是周游这世界上最稀奇古怪的地方，诸如瑞典的某个叫博瓦尔斯特德的渔村一类，顺便给地理杂志拍拍照片，颇受欢迎，住在学院路一带。虽然都在北京，彼此能听到对方的消息，我却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我们很少见面，事实上，从不见面。时间已经把她从挚友变成了一个次要的熟人。我发现她的样子依然如故，而女人瓜熟蒂落、谈吐妥帖，在妩媚之外，让人更添敬重。后来我们出去透口气，坐在街对边的路肩上，随口聊了聊她的孩子等等。然后我们聊起了过去。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四年？一直不怎么联络。”严竺说，“那么，我把四年的话一起说了吧。”
她接下来说的话，我一直记得。她问我，还记不记得读高一时自己的样子，而我现在的样子已经跟过去有了天壤之别。她说，如果对别人说你成功了，人家肯定觉得荒唐可笑，干什么了呀，这算哪门子成功？人家会认为你无非是个律师，约略被一些人知道名字，不大容易被辞退罢了。看看对面，满院子的人都跟你一样，而且大多比你混得好。再看看整个北京，这路人满坑满谷。当然了，你名声不坏，又不贪钱，在这行业里，实属难能可贵，可谁会在乎这个？可是，如果你还记得自己高一时的样子，就能明白你成功了。你是从那儿来的。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初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些你好像不记得了。你的样子变了。你的笑容还有过去的痕迹，好像对一切都不满意又满不在乎。可是这笑容太稀薄了。你只是在笑，只是望着四周，眼神空空如也。你好像根本就没发现自己的沮丧。过去你眼睛里有光，可是现在熄灭了。过去，无论什么事，只要你愿意，就拿出一股子孩子气把它做到最好，你不愿意的时候就干脆不做。无论对谁，你都直接表示你的态度。因为这些，那时你活得辛苦。在十六岁，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可是那时候，你是甘愿做失败者，不像现在这样活得不情不愿，不清不爽。
“过去的你比现在的好。”她说，“现在嘛，你有点儿僵住了的样子，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呀。”
我们都沉默不语起来。我看着会所楼顶露台上闪过的憧憧人影，那些喝着香槟的精英俊杰们。这是真的：我跟他们不同。我深深地知道究竟有多么不同。我的确还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