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最珍贵的，往往也最短暂。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
仅在李竹声、李得钊被捕后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打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
“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特务们似乎很得意。“这是我丈夫的朋友放在这里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识字。”答词事先早背熟了。“你丈夫呢？”特务又追问。“他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周惠年依然是早已经编好的词。“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们不由分说，就带走了周惠年。
在关押处，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没有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把柄，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她当时已经怀孕数月，挺个大肚子，腿脚肿得厉害，举步维艰。
当中共组织得知周惠年等将被交法庭公审后，积极组织了营救。担任上海中央局职工部部长的黄文杰花钱请了个擅辩的律师，为周惠年、仇爱贞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仇爱贞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周惠年刚获释，就传来李竹声叛变、李得钊坚不吐实被解往南京的消息，未满一年的新家庭又破碎了，而爱情硕果——腹中的孩子，再有两个月将呱呱降生，这小生命将来是否理解父母为信仰舍生忘死的追求呢？
组织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周惠年，安排她和夏娘娘同住。9月里，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就得到她们住所已遭特务注意的警报。她带着3岁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和夏娘娘迅速转移到旅馆暂避。不料没过三天，巡捕房的警探就闯进了她们的房间。
这时，夏娘娘身上还带着一封党内的信件和一张赵世炎的照片，这些一旦落入警探手里，她们的身份就暴露了。夏娘娘急中生智，抱起床上的婴儿，悄悄把信和照片塞进襁褓中。警探们并没因未搜着什么放过她们，而把她们押往公共租界的泥城桥巡捕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