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张浩青，来电话约我写写她“哥哥”的母亲，说：“是位老革命，曾经与革命母亲夏娘娘佯称婆媳，掩护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你写她最合适不过了。”
“你先说慢点，我有点糊涂了。你哥哥的母亲难道不是你的母亲吗？”“不是，抗战初期，他母亲在武汉工作，既繁忙又不安定，就将他托付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便把他带到四川老家，给我奶奶当孙子，于是我有了这么一位哥哥。不过那时还没有我呢。”
“原来如此。写老革命我很有兴趣，请告诉我她的名字。”“周惠年。周恩来的周，贤惠的惠，年纪的年。”“有人要你写周惠年？”坐在一边的父亲显然听到了电话的内容。“是呀，您也认识她？”“当然认识。1950年我刚到中央政治秘书室的时候，她是室里的行政秘书，许多事归她负责，常打交道。不过也就一两年，她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去了。”
接着，父亲告诉我：那时每月有一两个周末，他们几个初进中南海的单身汉就由周惠年带着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娱乐活动。而当他们到达时，苏联大使罗申通常都到使馆门口来迎接，对周很尊重。因此父亲那时就知道，周是位资格很老的同志。
然而在父亲的印象里，周惠年有些过于严肃古板。当时政治秘书室的单身汉，工作食宿都在中南海里，节假日出中南海必须书面请假，说明出去的原因、会见何人、该人的情况，然后交周惠年同意后拿到盖章的出门条。周惠年依据有关纪律，对出门条控制得比较严，想出去的人不一定每次都出得去，于是不免有些怨言。
还未与被访者见面，我已经对她有一点了解了。
通电话后，浩青就催我尽快去见周惠年阿姨，因为84岁高龄的周阿姨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严重肝腹水，已经住院两星期，“再晚就见不着了。”
我随浩青走进病房，只见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静卧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见到我们，她神情没有显出什么变化，但她分明认出了浩青，断断续续地说：“前天，铁映来看我了。在这之前，许云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