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朴次茅斯的学习训练正式开始后，毕重远随即按预先的约定同国内地下党联系人吕朝林、李恭亮进行联系。他急切地希望能及时得到组织的指示，了解国内形势的状况。但远隔重洋，党不可能对毕重远的行动做出具体部署，也很难向他详细介绍形势的进展。这使得远离组织和祖国的毕重远偶尔流露出不安和焦渴。
1947年复活节来临之际，舰上组织部分学员到英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参观访问。毕重远为了解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抓时机与工厂的普通工人接触，并同一位叫奥尔弗雷德.耶茨的司机交上了朋友。
奥尔弗雷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典型的蓝领阶层。他个头不高，但目光深邃，握着他那勤于劳作的手，便会感到一种力量。他对中国水兵分外热情，对有关中国的事情饶有兴味，能讲一两句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不停地询问着，毕重远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几经过往，他们因观点接近，都朦胧地感到一种相互吸引的磁力。
当时，国民党军队刚刚占领了延安，英国报纸均对此加以渲染，可毕重远和奥尔弗雷德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他们更多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关系更融洽，信任感也一天天增加。天涯有知音，奥尔弗雷德兴奋地向毕重远出示了英国共产党党证。在异国竟能遇到信仰相同的战友，毕重远亦激动得难以自持。可组织上有纪律约束，使毕重远久久抹不去对异国同志隐瞒真实身份的歉意。
然而，有了这样的知音，他终于有了个倾诉心声的对象，对于身在异国独立活动的年轻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和需要的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奥尔弗雷德是否真的受了毕重远的“蒙蔽”，从他自此后开始有意识地将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送给毕重远阅读，并特别勾出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来看，他似乎对毕重远的与众不同是有所察觉的。
当毕重远离开曼彻斯特时，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难以割舍的友谊，他们开始通信联系。这种友谊因毕重远归国后即陷于战事和策动起义中断，但在数十年后，当毕家老友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她拿着毕重远提供的地址，在曼彻斯特找到奥尔弗雷德一家时，奥尔弗雷德说他之所以守着破陋的旧宅不去，就是因为他总是在冥冥中感到，他那年轻的中国朋友会到这里来找他。
在曼彻斯特至朴次茅斯的信件中，时常夹有《工人日报》关于中国时局、中共领导的军队取得胜利消息的剪报，这是抚平毕重远因不能及时了解国内和党的情况而不安焦渴的最佳良药，特别是当他与国内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