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与信用体系(5)

这种现象属于一种自发的民间金融活动,能解决短期的资金紧张,使穷人能靠亲朋友人的力量先办事,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情账”存在要有一定的环境条件:首先,有一个流动性较低的交际圈,这个圈中的人互相有了解;其次,形成了礼尚往来的习俗,如无特殊情况,有请必到,破坏这个规矩的人不多;再次,对等原则,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邀请人,而且要几乎等量地回报别人的赞助。这样,游戏才能持续进行下去。当地有个笑话,一个单身汉,总是被请去吃酒,但他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值得大张旗鼓地办,最后,借家里母猪生崽办了一次庆贺酒席,以前送出去的“人情”才收了回来。

“人情账”背后的习俗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基于如果我尊重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将同样尊重我的权利的稳定预期。习俗是一个成本很低的推动力量,而且一旦参与,就拥有了要求别人回报的权利,形成了不断的利益链条,具有持续性。似乎应了先哲休谟的话,两人划船不是靠相互承诺,而是凭着双方的默契或惯例。

如果制度来自于习俗并形成一致的行为准则,那将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相应的道德判断。只要违反了这个规则,就会在人们心中自动产生消极的道德情感,如内疚、羞耻或焦虑。此时增加了消极道德情感的心理成本,它足够大时,行动人减去心理成本的收益就会小于遵守规则时的收益,此时参与人即使未受到第三方监督也不愿违反规则,这就是业已建立了习俗道德准则的结果。

抛开违规的心理成本,再从“受害人”身上看看他忍受损失而不退出游戏的极限。参与人一辈子要付出4万余元,如果游戏正常进行,基本能收回这些投资。即便只能收回一半,损失按70年分摊也能忍受,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对方完全不做回报的“背信弃义”行为,这更多的是造成感情上的永久性伤害。但这种伤害是针对部分个人的,还可以设想这些债务转移到对方的后代偿还。经济学家YOUNG证明,一旦某种惯例建立起来了,除非遇到随机扰动或者人犯了错误,否则它将恒久不变,并自我实施。而且只要错误不是经常发生,该过程还将收敛于旧惯例。“人情账”就是一个重复进行的博弈,只要参与人相信别人一定会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他自己偏离这个规则就是不合算的。参与人基于共同信念作出的决策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制度表征,这样制度就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如果违规的人太多,可能造成了对习俗的永久性破坏。

我们借助实验经济学方法抽出“人情账”的约束条件,检验能否在较大范围里推广。可以设想,总有人在别人提出支援要求时,手中已无足够现金的情况,这时他可以临时向别人借一些,也可能会违反游戏规则。假如他违规了,对方就会说出来让其他人了解,下次轮到他寻求支援时,其他人也可能因不信任而拒绝支援。当参与人事先意识到这个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要么遵守规则,要么一开始就不加入游戏;如果他偶尔违犯,就必须避免再犯,以争取其他人的谅解,或者中途退出游戏。可以看出,在游戏过程中,依靠自我强化的机制是可以纠正错误干扰的。习俗就是最根本的元素,没有这个习俗的维系,参加的人少就不可能实行起来。从亚当?斯密年代开始,人们就认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制度可以弥补部分的市场失灵。其实习俗(文化)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也起着调节交易活动的作用。尤努斯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穷人的信用密码,并通过制度加以固化,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说“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在农村靠民俗(文化)的约束力可以得以生存的话,那么在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这种约束力则消失殆尽。在城市,个人信用系统的建立将对“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贷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信用制度化已有百多年的历史,个人信用体系非常完善,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在1830年,英国伦敦成了世界第一家征信公司,30年后,美国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信用机构。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诈骗案仍非常多,抵押借贷机构遭受严重亏损。12家财务机构发起形成了香港第一个征信数据库。1985年,进一步扩展至公司及私人的债务拖欠资料(负面数据)记录,大大提高了信贷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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