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清朝宫廷绘画包含明显的欧洲绘画技法。到18世纪后期的乾隆年间，欧洲元素在宫廷建筑、瓷器和绘画中如此普遍，以至于如果我们要充分描述宫廷艺术，就很难将其撇开。欧洲艺术对晚明和清代的影响只是中国文化吸纳异域风情的漫长历史的一个篇章。早到中国能被视为一个政治实体时，就可以发现具有重大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外来元素：中亚的玉器和马匹，近东萨珊王朝和伊斯兰风格的器皿，中亚、近东以及西藏的音乐、舞蹈和服饰，东南亚的珠宝、象牙、木器和珍禽异兽。这些物品大多来源于边境或亚洲内部的贸易，尽管有些时期与外界联系相对较少，总体来说，这种交流已颇具规模且长期持续。刻意把中西贸易界定到1500年后，似乎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然而，还是有充满历史趣味的原因让我们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贸易。从1550年左右开始，中西之间直接的、大规模、远距离贸易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崭露头角。此前，货物只能通过中间商零星地从中国到达欧洲。意义非凡的世界经济也是新兴的，是欧洲人探索、殖民新大陆的结果，也是在直接获取亚洲香料、茶叶、瓷器和丝绸的欲望驱使下，开辟通往亚洲海上航线的产物。到16世纪中叶，亚洲、欧洲和美洲都参与到相互关联的经济中，货物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此外，贸易结构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也发生了变化。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吸纳投资，出售股票，并支付红利。这种在全球运行的公司的建立标示了一种新的经济活动体制，至今仍然存在。最后，大规模东西方贸易的影响扩大到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国商品的信誉和中国的繁荣赋予中国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威信，引起了欧洲政治思想家的极大兴趣。17世纪也见证了中欧语言互译的最初努力和系统化汉学研究的开始。
在国际语境下谈论艺术时，我们应该对艺术形式、风格、主题中过于死板的“中国”和“欧洲”分类持谨慎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汇总和算计创新或影响的游戏，只是延续了早期简单的民族主义，而且忽略了文化适应和改造的动态过程。外来因素甚至迅速被强大的文化系统吸收并本土化了。例如，活跃于中国宫廷、遵循中国赞助人指示的欧洲艺术家基本被视为中国的艺术家，与来自西藏或中亚的艺人没什么不同，可能因为特殊才能和任务而被征召。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艺术技法起源于欧洲，如透视和明暗关系，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这些技法出现于中国艺术品中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和主动吸纳，而不是对影响被动的接受。同样，欧洲订购的中国陶瓷、织物和家具可以基本被看作欧洲艺术，尽管显现出设计或制作中的外来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可把国际艺术视为混血儿。例如，一个在中国制造的瓷罐，可能通过模仿彩色的日本器皿来迎合变化的欧洲趣味。抵达欧洲后，罐子可能被大幅改造，加上法国镀金青铜底座。改变不仅是在形制和效果上，而且在功能上将其作为一个骨灰盒。给这样一个复杂的产物贴上“中国”或“欧洲”的标签非但不利，可能更易产生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