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中央政权呈现明显颓势，皇帝无心理政，朋党争斗，宦官专权。然而，1644年建立的清政权，自开国之日直至18世纪晚期，都以皇帝勤政、中央集权为特征。清朝宫廷的艺术资助和创作大幅复兴，在占据18世纪后三分之二时段的乾隆年间（公元1736-1759年）达到顶峰。乾隆皇帝资助的艺术收藏和编目体现了中央集权。从留存至今的情况看，当时的宫廷艺术品收藏已极具规模。
清朝宫廷艺术，承担着许多与前代相同的功能：迎合皇家品味，满足整个宫廷的装饰、礼仪和娱乐的需要。宫廷艺术生产，除了庞大皇族的需求之外，也用于赏赐官员和作为外交礼物。除却宫殿建筑、家具、织物，装饰宫殿或供个人赏玩的字画，还有景德镇官窑的瓷器、宫廷作坊的珐琅器和景泰蓝的批量制造，以及藏传佛教的铜像和木雕、玉雕和象牙雕刻、奢华的玻璃器和珠宝。皇家成员是贪婪的艺术和奢侈品的收藏者和消费者，一些帝王还是积极的艺术创作者。在乾隆统治的60多年中，他亲自钤盖了2500余件书画作品，并题跋了1000余件。宫廷藏品的品类之丰，可从装满各式微型珍玩的多宝格一方天地中体现出来。这里展示的例子在定制的，有时是暗藏的硬木函隔间中存放了30件宝物（图9-32）。这些物件只是乾隆时期宫廷无数珍藏的吉光片羽，还有盛装小幅书画、古代和当代的玉器和牙雕、青铜器和其他饰品奇珍的各式宝物函。宫廷藏品的庞大编目和记录，有时绘有插图，也展现出占有和控制历史物象的欲望，整个帝国体现于宝物函中。
因此，意识形态功能蕴含于宫廷收藏活动里，并在很多宫廷艺术品中得到凸显。清朝是一个满族征服者统治辽阔疆域和众多民族的朝代。每个民族在语言和习俗上都有显着差异，包括占主体的汉人。作为一个陆上帝国，清朝持续关注来自蒙古人、中亚人和西藏人等边疆族群的潜在威胁。清朝强调“大一统”观念，这不单指地缘政治上的统一，也是复杂的、多民族、多文化民众的统一。一些宫廷艺术形式直接宣扬清朝权威和一统江山的意识形态。“南巡”图是由宫廷画师共同绘制的一系列手卷，记录了康熙皇帝在1684-1707年间以及乾隆皇帝在1751-1784年间的多次巡游。这些巡视意在确认南方地区的平定，尤其是东南部的长江流域，这里历来是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心和明朝遗民聚居之地，同时也为了考察牵系清朝繁盛的经济重镇的状况。这些巡游包括浩荡的仪仗、视察历史遗迹和公共工程，如防洪堤坝。有时当地为了接驾，一掷千金，大兴土木。因此，巡游是帝国威势的视觉呈现和物质投射。
清朝权威的另一种直白的图像显现，尽管并不宏大，是一幅描绘乾隆皇帝接受哈萨克贡马的手卷《哈萨克贡马图》（图9-33）。乾隆皇帝和他的朝臣位居高于中亚使者的石台上，皇帝坐于中央，背后有界屏，显示出其尊贵的地位。中亚使者态度恭谨，俯身跪拜。从汉代起，中亚马匹即是珍贵的贡品和帝国马厩中国力的象征，并经常出现于绘画和雕塑中。此作品的新颖之处在于采用透视法绘制的建筑和明暗法塑造的人物，出自乾隆宫廷画家、意大利耶稣会士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8）之手，他的中文名字叫郎士宁。欧洲艺术家的天赋与技艺为清朝宫廷提供了另一种服务。
许多其他形式的宫廷艺术都包含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即便并不直接表现外交或军事事件。藏传佛教的唐卡绘画、雕塑和仪式用品的大规模制作是恰当的例证。扶持西藏宗教领袖和藏传佛教活动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与西藏和蒙古近邻的和平关系。携带宗教贡品朝觐的达赖和班禅喇嘛，也获得朝廷回赠的宗教礼物。
此处的几个例证已说明：尽管强调“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宫廷艺术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紫禁城皇家宫殿的范围。建筑上，宫廷包括北京颐和园、沈阳故宫、承德（今河北北部）避暑山庄藏式宗教建筑群。北京的礼仪建筑和祭坛，以及帝陵也是帝国礼仪世界的一部分。帝王南巡影响到中国东南部的宫殿建筑，对藏传佛教的资助加强了和西藏、蒙古的联系。宫廷艺术资助延及中国东南江西省景德镇官窑，帝国收藏遍及全国，还包括来自日本和欧洲的异域艺术品。宫廷的朝贡体系使礼品在国内及邻邦往来。因此，宫廷艺术包括国内，最终是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获取和消费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