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重大的政治巨变撕裂了晚明、清初至清代中期的250年（约1550-1800）时光。明政权长期陷于皇帝疏政、宦官弄权、官僚之间残酷党派斗争的衰落境地，1644年先是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旋即被异族清政权倾覆。满族（宋代中国北方金朝统治者女真人的后裔）面对流亡的南明政权①和以中国南方为中心的顽强抵抗和反叛，强化了统治。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681年。为巩固政权，清朝对南京和扬州等忠于明朝的城市采取了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惨遭屠戮。1662年，偏远西南地区的云南，觊觎皇权的明朝最后余绪灭亡。
这一充满抵抗、镇压，以及汉人对满人积怨日深的激荡时代，丰富了我们对17世纪中期明清交接之际的理解。此外，强调中央集权和正统的清代文化风格，以及政治和艺术领域的体制，与晚明讲求断裂、个性和实验的趣味有显着不同。然而，如果我们将长期的经济、社会趋向作为组织篇章的首要基础，那么，一些重要的联系跨越了这一时段。首先，这是一个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期，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即便在清朝征服的几十年间，死亡率增高，导致停滞，但到18世纪晚期，中国人口稳步增长至约3亿。商业贸易兴盛，出现了跨区域的市场交易中心和繁华的城市和地区中心。安徽南部和扬州就是有名的例证，二者均位于中国东南部。在那里，与当地财富汇聚相伴的是书籍插图、绘画、书法、私宅建筑和园林营造的重要活动。
清朝宫廷画家徐扬（活跃于约１７５０-１７７６年之后）作于1759年的一幅苏州概览《盛世滋生图》（图9-2），包含诸多晚明和清初艺术的显着特征。长逾12米多的鸟瞰和全景手卷，令人想起宋代卷轴画《清明上河图》（见前图7-3），而它本身在清代亦被数次运用更新的建筑细节复制。两幅作品都通过描绘街道、商铺、船运和当地百姓的场景，强调城市的繁盛。这种画作暗含为当时朝廷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诉求，这里是为清政府。徐扬是苏州本地有天赋的画家，他向南巡中的乾隆皇帝进献画册，而后被任命为宫廷画家。展示于此的画作局部，集中描绘了商业的繁荣：船只拥汇河道，行人张望绵延于城墙内外的商铺。右上方远处缩小的船只和渐退的城墙轮廓，属于复杂的欧洲绘画技法在清朝宫廷绘画中的显现，是清代艺术中广阔的国际主义的一部分。城市概览图表明一种中央控制的兴趣，甚或通过对复杂交通系统、货物流通和商业的精细描绘，对经济活动中心进行监控。从官吏监管到文学审查，严密监控是清朝行政和文化政策的特征。
晚明和清初大部分贸易增长呈现国际性，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伴随欧洲人在诸如印度的果阿（Goa）、马来西亚的马六甲（Malacca）和日本的长崎（Nagasaki）建立贸易集散地，和随后被称为（依欧洲人的观点）地理大发现的如火如荼的新航路的开辟，中国通过这些中介进入全球市场和进出口贸易。中国船运大量瓷器和丝织品到欧洲和其他地区，并借由菲律宾从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进口原料、粮食和白银。玉米、土豆和花生等新大陆的粮食作物也经由贸易传入中国。地理政治事件导致中国经济阶段性的萧条，致使白银从新大陆的自由流入一度中断，这时而扰乱货币经济的增长、财富与奢侈品的聚积，以及海外贸易与商业网络的扩张。
贸易的全球化在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涉及经济、日常生活品质和物质文化领域，而且波及艺术和思想领域。在中国和日本，耶稣会士于16世纪后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携带着诉诸雕塑、绘画和印刷品等形式的宗教图像（见后图9-17），以及带有刻版风景、城市景观和地图的图册等世俗物品。这些承载着欧洲写实传统的材料，起初影响有限，但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治者的宫廷画院已吸纳了欧洲的画家和建筑师、景泰蓝装潢师，以及成熟的透视法绘画风格（见后图9-33、9-43）。在欧洲，带有特定图案和色彩风格的中国式瓷器和丝绸，影响了当地品味，给欧洲艺术带来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带有亭阁的梦幻园林设计散发着淡淡的中国情调（见后图9-37）。这一时期，在西方的想象中，在莱布尼茨（Leibniz）和伏尔泰（Voltaire）等作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着作中，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性商业力量的身份，及其作为亚洲陆军强国在18世纪的军事表现，在传教士的书信和报告中得到宣扬，一位哲学家据此认为，中国是未被宗教冲突玷污的、由明君和学者型官吏统治的国度。②然而，尽管受到幻想和愿望的影响，中国形象有助于欧洲启蒙时代智识背景的形成和西方行政精英领导制度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