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从劳动力供给、消费、储蓄和创新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解释：首先，“婴儿潮”（即人口出生高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进入劳动年龄后，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并且价格低廉，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该类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其次，当“婴儿潮”人口达到收入和消费高峰时，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明显增加，强劲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再次，“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社会负担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从而推动经济较快增长；最后，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和适度的就业压力使新生代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空前活跃，如电脑和互联网即是二战后美国“婴儿潮”在进入适龄劳动供给阶段后所导致的重大技术进步的产物。
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经济崛起阶段长期执行的“投资+出口”的发展模式正是“人口红利”在发挥效能。中国出口产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得益于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正是大规模人口增长和结构变迁引起的；而经济学中储蓄投资恒等的关系，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持续稳定的高储蓄率正是中国长期保持高投资的物质基础，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相对减速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人口红利”逐渐衰减。例如，日本于1970年中后期进入老年型社会后，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三年自然灾害外），如1962—1971年期间中国持续10年超过3%的出生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婴儿潮”。建国之后前20多年的“高生育期”导致中国人口猛增近4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下降，70年代末之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幅度越来越低，我国逐步迈进了低生育率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正好与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有效地结合，推动着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导致80年代以后劳动力非常充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加上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吸引了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和企业转移到中国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门大开，国外资本和技术像挡不住的洪流一般涌进中国市场。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其他国家，而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上中国政府提供给外资极其诱人的优惠政策，中国成了外资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首选地。
就这样，中国企业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到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的机遇，培育和发展了自身的制造业。找到了在全球分工中明确的位置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利用了“人口红利”，是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我们看到，市场经济越是深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中国收获的“人口红利”越多，也就是更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认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的提升。企业家始终关注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并且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且灵活地反映要素对价格的变动，只有这样，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才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调整资源分配。
从林毅夫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制度性基础，而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性动力，是把“中国制造”成功推向全球的“主攻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