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纵使期间经历过一些因政策或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波动，但就其表现的整体趋势而言，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既然是奇迹，自然值得去研究、去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给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趋势能否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继续延续下去？这一切都关乎中国这个发展大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命运，就让我们一起去认真梳理一下事实的真相。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增长是受劳动生产率、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增长等诸多要素影响的因变量，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也存在着多种解释。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有其特有的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因此得出的结论既有共性，也有一定的相异之处。
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在特定的改革时期，考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应该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进行制度层面上的分析，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出各发展要素之间的关系，令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从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学的角度来研究这段经济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从宏观经济模型中推导验证各要素与经济增长的显著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制度层面上的巨大变迁，释放了中国积蓄多年的增长潜力，市场化改革让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对外开放引进的竞争模式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向全球化迈进的步伐，让中国成功利用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是“人口红利”效应在中国显现。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了资本报酬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大发展，从而带动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改革固然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经济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在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率，而打破姓“资”或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实现“中国奇迹”的基础。考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改革并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体制改革要想发挥应有的效用，还应该以极其强大的“硬实力”来做为支撑；要想实现“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需要十分强大的内在增长潜力为后盾，而这种增长潜力表现在中国即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的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关于“人口红利”的内涵，人口学家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效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据蔡昉测算，在过去的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其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25%。
国际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死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比例中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即14～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小，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也称为“人口红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