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思维(3)

像未充分利用的教堂等建筑,为何不重新思考,采纳普通市民立场的意见?为何不利用自然来美化道路?并如在鲁尔般,以自然作为屏障?在文献充分记载了社会参与效益的实例前提下,为何这方面的参与还是不足?

抹灭记忆

我们不断在抹灭记忆,而这是一种特别没意义的城市暴行。尽管记忆有助于稳定流程,可以当作创意资源加以利用,不仅能激发创造力,还能帮助联想,但记忆却遭到低估。犹如许多例子般,吉隆坡与新加坡虽在城市游乐园中仿造了以往的种种建筑物,但几乎已铲除所有的历史区,而他们到了最后一刻才了解这一点,却可能为时已晚。在柏林,虽然还残存着少数当地人宁愿忘怀的围墙,柏林墙的大部分已被拆除。但除了抹灭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记忆的“清除策略”(cancelling strategy)外,应该还可能找得出其他诱因。

零创意构想内的逻辑

权力与政治意志

现实中有许多城市当局无法免除的奖励与规范架构,它们会影响城市生活。在多数状况下,城市当局无法决定税率和财政结构。例如,他们无法为创新或是生态税改革,而设定所得税宽减额;面对可能影响创意的整体学校课程性质,他们通常也无权决定。此外,他们往往无法针对环境控制、建筑或原料等,自行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或许,他们也无权决定市内道路拓宽计划,而常常得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同时,他们无法决定诸如铁路等,超越城市边界的公共交通设施支出多寡。城市并非那些有权规划自身未来的岛屿,其控制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结构:以美国、德国,或意大利为例,国家愈趋联邦制,城市或许也愈能决定自身的命运。德国各邦可否决不想要的国家立法;意大利新行政区能课征所得与交通税;而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由地方行政”(free commune)制度,无论大小社区都能“选择”脱离中央政府监督,运作自家事务。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

由于运作城市的是向选民负责的国家官员,因此,要体现创意于市政管理中就会出现问题。负责减缓了响应问题的速度,而这在私人企业往往速度会快些。激进的民主负责策略可借由建立新管道,让创意从基层流向市政府,将可能的负债化为资产。由于政客和官员怕引起大众期待,又无法以充分的资源加以满足,因此他们很少这么做,就算做了也有限。或许他们也担心,这个流程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正当性遭质疑,甚至出现了替代性权力架构。

官僚化流程主义

由城市控制的机能需要复杂的规范,包括规划许可、执照、议事程序、交通管制等,以管理城市生活,确保为公共利益而竞争的利益团体能和平共存。然而要使这些管理制度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过程既缓慢又棘手,尤其当策略性作业尚未上轨道时,更是如此。官僚化流程主义往往遍及各城市组织,妨碍内在创意潜能的认知与开发。然而,市政管理人受到规章限制,往往无法彻底善用创意人才,因此需要寻求如“内部创业”①方式,将组织划分为项目小组,或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等来组织新作业形式,以回避限制并鼓励创新。随着市政府被迫瘦身,并裁撤非必要的职务,他们有时已能采取策略性的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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