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未充分利用的教堂等建筑，为何不重新思考，采纳普通市民立场的意见？为何不利用自然来美化道路？并如在鲁尔般，以自然作为屏障？在文献充分记载了社会参与效益的实例前提下，为何这方面的参与还是不足？
抹灭记忆
我们不断在抹灭记忆，而这是一种特别没意义的城市暴行。尽管记忆有助于稳定流程，可以当作创意资源加以利用，不仅能激发创造力，还能帮助联想，但记忆却遭到低估。犹如许多例子般，吉隆坡与新加坡虽在城市游乐园中仿造了以往的种种建筑物，但几乎已铲除所有的历史区，而他们到了最后一刻才了解这一点，却可能为时已晚。在柏林，虽然还残存着少数当地人宁愿忘怀的围墙，柏林墙的大部分已被拆除。但除了抹灭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记忆的“清除策略”（cancelling strategy）外，应该还可能找得出其他诱因。
零创意构想内的逻辑
权力与政治意志
现实中有许多城市当局无法免除的奖励与规范架构，它们会影响城市生活。在多数状况下，城市当局无法决定税率和财政结构。例如，他们无法为创新或是生态税改革，而设定所得税宽减额；面对可能影响创意的整体学校课程性质，他们通常也无权决定。此外，他们往往无法针对环境控制、建筑或原料等，自行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或许，他们也无权决定市内道路拓宽计划，而常常得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同时，他们无法决定诸如铁路等，超越城市边界的公共交通设施支出多寡。城市并非那些有权规划自身未来的岛屿，其控制权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结构：以美国、德国，或意大利为例，国家愈趋联邦制，城市或许也愈能决定自身的命运。德国各邦可否决不想要的国家立法；意大利新行政区能课征所得与交通税；而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由地方行政”（free commune）制度，无论大小社区都能“选择”脱离中央政府监督，运作自家事务。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
由于运作城市的是向选民负责的国家官员，因此，要体现创意于市政管理中就会出现问题。负责减缓了响应问题的速度，而这在私人企业往往速度会快些。激进的民主负责策略可借由建立新管道，让创意从基层流向市政府，将可能的负债化为资产。由于政客和官员怕引起大众期待，又无法以充分的资源加以满足，因此他们很少这么做，就算做了也有限。或许他们也担心，这个流程可能会导致自身的正当性遭质疑，甚至出现了替代性权力架构。
官僚化流程主义
由城市控制的机能需要复杂的规范，包括规划许可、执照、议事程序、交通管制等，以管理城市生活，确保为公共利益而竞争的利益团体能和平共存。然而要使这些管理制度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过程既缓慢又棘手，尤其当策略性作业尚未上轨道时，更是如此。官僚化流程主义往往遍及各城市组织，妨碍内在创意潜能的认知与开发。然而，市政管理人受到规章限制，往往无法彻底善用创意人才，因此需要寻求如“内部创业”①方式，将组织划分为项目小组，或建立公私合作关系等来组织新作业形式，以回避限制并鼓励创新。随着市政府被迫瘦身，并裁撤非必要的职务，他们有时已能采取策略性的思考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