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如纽约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奇、巴西的贫民窟，以及南非的有色人种城镇等地区，当道的往往不是最强，就是最暴力的人。而这种既有秩序的瓦解，可能阻碍公民社会的产生，以及那些可能发展出许多创意对策的独立行动的开展。然而，世界各地都有实例证明，纵使如这类可能分崩离析的温床，也会出现建设性的答案。这些地方几乎都有勤勉的小区领袖、年轻职工、神职人员、具愿景的男女，只要给予机会与支持，他们就能着手处理问题。然而，这类可能性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僵化的官僚体制、贪渎，或是乱政的扼杀。当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利益分子手中，公众利益成为私人贪婪的牺牲品时，这一切对策反倒会制造更多问题。
过去三十年来，许多城市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口，有时速度之快，以致在原小区内制造了不安、恐惧，甚至种族歧视。在有些个案中，移民人数之多，使他们因缺乏归属感或认同感，而在新环境中随波逐流。尤其是当移民从原本的乡村生活，突然投身先进的工业化社会时，情况更是如此。由于近来科技进步，北半球人民已体验到同样瞬息万变的状况。在这个世界里，纵使是那些新建立的传统，只要是传统都成了稳健生存的基础。然而，在城市化的议程上，关注文化认同与表现，却是最细枝末节的事。无论个人如何适应、协调、选择，这些全是文化问题。以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观，都有时间去培养并成熟；如今变化的速度可能令人难以招架，因而导致反射、冲动的反应。
最后，交托那些直接受影响者来管理绝对是可能的。由于从外部委托的解决问题者并不了解必要的学习过程，因此会导致所做出的对策无以为继。至于源自于小区的自助、实际作业等教育要务，也就不言可喻了。
尽管这些挑战涉及重叠性议题，但置身这股洪流中的却是城市管理人，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土地利用规划者。有些城市通过共同决策架构，或是联合小组等机制，以采取统合性对策，但多数城市仍是逐一解决问题。特别是如犯罪等，由于大家心中所认为的，要比实际状况更可能影响自身行为，因此就业、教育、住宅、犯罪、社会福利、卫生与文化更是环环相扣。
住宅与土地利用呈现出某些最棘手的问题。住宅市场足以经得起考验？量足够吗？是否有充分的资源来维持质量？从住宅扩建、大规模建设案，到零售开发案，或是变更使用模式等，都需要无数协商。大家曾经认为工业很肮脏，而它也确实制造了空气与水的高度污染，因此基于环境卫生理由，必须要分隔工作、生活和休闲区域，但实际状况未必如此。从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虽然带来城市的新需求，可是要平衡旧产业的需要与更新的渴望，却是难如登天。
城市管理人如何促进新投资与开发，并维护那些未蒙受变革之利者，甚至因此失业者的利益？多重剥夺制造了“沉沦小区”（sink estates），几乎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拖下去。然而，解决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以避免制造“双城”①，并不单是任何一个部门或国家机构的责任。
城市管理人如何在这些问题，还有吸引野心勃勃者的需求之间求取平衡？城市是品牌，需要魅力、风格与生气。而这意味着要有吸引人的商业区，其中不仅有品牌名店，更有生气蓬勃的文化、体育和商业活动。不过，这可能导致它们自身的紧张：何谓精致与流行文化、市中心和边缘区，还有旅客及居民间的适当平衡？城市有许多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地方当局在建立、经营，并推动合作关系，以提出对策上的角色愈来愈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