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因应这些变化，城市就必须重新评估自身的资源与潜能，继而促成必要的全面改造流程，而这本身就是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行动。因此，发挥创意似乎就是解答，而很多领域也致力追求更大的创意。首先举例来说，在昔日课程设置较僵硬，往往倾向机械式学习的传统教育制度下，总要求青少年学习较多科目，但可能不求甚解，而不能使他们具备充分的能力；于是批评者转而主张，应该培养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创造、发现、创新、解决问题与自我评估等更高的组织技巧。由于学生将学会怎样去了解论据的本质，而非死记断章取义的事实，因此这不仅将激发并促进更广泛的思考力，助长开放性、探查力与适应力，更能让不同背景及领域间的知识互相交融。其次，在由上而下的组织架构中，是不可能加强利用动力、才华与技能的；而往往被视为特立独行者的有益人才，也愈来愈不愿在传统的架构下工作。这促成了诸如所谓的母体管理（matrix management），或是利害关系者民主（stakeholder democracy）等新型经营与管理模式，而这一切都旨在释放潜能，并带来更大的成就感。至于创新动力所需要的，则是大家愿意为了彼此的利益相互分享并展开合作的工作氛围。这些都是职场外所必需的，而创意氛围概念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所谓创意氛围，就是一种鼓励人们去参与、沟通并分享的城市环境；而身处这些创意环境中心的，往往是变身为新企业孵化器的研发中心。由于中国仍有许多这类机构，因此具有极大的优势。
文化资源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谈论创意，甚至是创意城市运动（Creative City Movement），但回顾形成这些概念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所探讨的关键用语包括：文化（culture）、艺术（the arts）、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与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等。创意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才摆脱专业用语的角色，成为一种新型的共识。后来其中部分术语产生变化，文化产业成了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接着在2002年时，又出现了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与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由于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了《创意阶级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①，更戏剧性地使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文化资源体现在民族的历史、习俗与昔日的知识中，并通过将构想化为实际可行的方案来发挥价值。这些资源不仅是建筑等有形的“物体”，还包括符号、活动，以及呈现在手工艺、制造与服务上的种种地方性产物，如意大利克雷莫纳地区（Cremona）的小提琴制造师、波兰克拉科夫（Cracow）的木雕师，或是北芬兰冰雕旅馆制作者等的精细复杂的技术。城市文化资源包括历史、产业及艺术遗产，而代表性资产有建筑、城市景观或地标等。此外，还有公共生活、节庆、仪式，或是故事、嗜好与热情等地方特色和固有传统。业余文化活动虽能单纯因乐趣而存在，但也能加以重新思考，而激发出新产品或服务。诸如语言、美食与烹饪、休闲活动、服饰及次文化，或是思想传统等无所不在的资源，虽然往往遭到忽略，但却能用以呈现一地的特色。当然，文化资源也涵盖了表演与视觉艺术，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的范围及质量。文化资源是城市的原料及价值基础，其中的资产取代了煤矿、钢铁或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