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1980年代中期，为使日元迅速升值以及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针对日本采取的高压政策和现在对中国的政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经济学家中冈望语）。高盛时代曾70次访问中国的保尔森非常清楚靠外界压力无法使中国的决策层屈服，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这和日本不一样。
美国副国务卿泽立克称中国为“利益共享者”，保尔森也把美中关系称为“契约关系”。美国用阳光政策来换取中国在汇率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上的让步。
在广场协议开始后的20多年中，世界经济不均衡的焦点并不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和美国之间出现问题。原因就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新兴国家去了。
中国等亚洲国家把增加的经常盈余通过买入美元进行干预的方法吸收上来，接着又把增加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这种美元资金自动还流的机制与二战后的货币体系很相似，所以可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这是一个使美国的经常赤字压力得到自动缓解的机制，美国当然愿意维持高水平的消费，对美国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II”这个词听起来很舒服。
美国在1980年代后半期陷入制造业竞争力低下的痛苦，但现在形势不同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IT（信息技术）、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等领域确立了压倒性的竞争地位。广场协议以及日美构造协议为美国企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冷战结束了，国际环境也变得有利，可以说美国企业正茁壮成长着。
日本虽然也从泡沫破裂、10年停滞的泥潭里逐渐复苏，但与过去的日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日本企业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无可奈何地站上美国市场主义的擂台，成为经济运行全球化的一部分。
可以举一个例子。日本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佳能等优秀企业则达到一半以上。解除相互持股是构造协议的目标之一，而此时如果祛除美国等外国投资者的管理，日本企业就无所谓经营了。
以美国为基准的全球化难以抗拒，但另一方面，仅靠美国也无法处理所有的全球化问题。伊拉克战争善后的迟钝就是个典型。美国用自己一个国家的经常赤字来拉动全世界的需求，这样的全球化经济也同样存在着不均衡的缺陷。
如果说G5会议和G7会议是经济衰退的美国与新兴的日本及欧洲调整利害关系的场所，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建立新的调整不均衡关系的场所的时候了。这个场所就是包括重新调整美元水准的新的“广场协议”。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应该怎样制定自己的货币战略？经过了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和广场协议、日美构造协议的洗礼，日本各种各样货币外交的经历，将为今后战略的确立留下宝贵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