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因为大臣、财务官都是政界屈指可数的擅长英语的官员，谈判风格与方式自然而然会发生变化。日美间的谈判，至少在预备阶段，可以随时利用电话沟通信息，推进谈判成果，轮不到那种“卑职应邀前往某处就某人的某件要事展开会谈”等言辞风格的专业外交官出场了。那时候，马尔福德给我挂来电话，说他自己“有要紧的事情要和行天先生通话，可是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请一定帮忙”。这时财务官办公室确实说行天到非洲出差去了。于是让马尔福德在约定的时间挂电话。或者还有“行天的脚的状况可能不太好，请你不要把车停在停车场，而是停到十五号大街旁财政部的出入口下面好吗？”当时财务官扭伤了脚，架着丁字拐，从欧洲火速转往华盛顿。因为是秘密出访，所以没有配备公务用车。我开车去机场迎接行天，然后把他送到财政部去，再回到大使馆我的房间里待命。在1988年春天我这个“卑职”被内阁任命为特命全权公使，掌握的权力甚至可以“发布宣战布告”，但是在货币外交方面，仅能充当一个门童而已。
这么说可能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但是我从事驻美公使工作的时候，的确比往常要繁忙。在我任职的两年时间里，日本的国力正处于巅峰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作为“体面耀眼的外交官”出场的任务很多。尤其是，我的前任内海用3年时间培养的大量人脉都详细地引荐给了我，工作的条件和机会已经更完美，所以事实上工作增多了。1987年，美联储主席由沃尔克换成了格林斯潘，还发生了“黑色星期一”，公使的信息收集活动也是多方面的。行天财务官也是一样，力图在纽约发挥驻美公使的作用。
对银行自有资本比例做出规定、所谓“巴塞尔协议” 出发点，行天和纽约联邦银行行长克里甘进行历史性协商时我也在场，也和退职后的沃尔克或沃尔芬森等要人几次共同进餐。但是，关于日元美元汇率的谈判，正在谈论什么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等等，都是我所不能估计的。
但是，对大藏省的事务当局而言，那些正是决定预算构架、追加预算的时间与规模的最重要的信息。因为“现场信息”太少而发脾气的官员也不少吧。凭借我公务员生活近30年的经验，能够感觉到那种空气。话虽如此，但汇率谈判本身就是首脑级别的官员来完成的，如果在进行这一过程时，并没有把各种各样的信息通报给东京的事务当局的话，那他们无疑就是没有要通报的“意思”。让我在这种情况下硬挤进去收集“现场信息”的余地几乎没有，从一开始也不应该对高质量的信息抱有期待吧。这么一想，我还是决心把门童工作做到底。实际上，公务员的工作出于察往而知来的习惯，一旦被冷落在一边，那么以后也就升迁无望了。或许我生来就是劳碌的命。
与日元美元汇率问题相对应的政策课题就是扩大内需，我有几次出场的机会。多半是接受大藏省的指示，到财政部向达拉拉或弗帕说明日本“综合经济对策”的要旨。现在我还记得的是，让他们理解“零国（年度支出为零的国家工程）”很费力气。简单地说，“零国”的意思就是指“由国库负担债务的项目”可以从第二年的公共事业 经费中“预约”出一部分费用，公共事业的实施主体就从第二年预算被砍的不安中解脱出来了。因为可以进行跨年度的大型公共事业，的确对扩大内需有帮助。即使是当年支出为零，也有希望达到景气上浮的效果。这是当时主计局绞尽脑汁想出的苦肉计。
但是，对于它的具体效果，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来观察比较好呢？的确，不能从性质上忽视这种扩大内需的效果，但对于第二年才支出事业费的工程项目现在就要给出量化的数字是不可能的。或许可以得到“没有钱也在专心致志地努力”的评价，但向对方说明这种东西对扩大内需的具体效果却相当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