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糕的是，春日议员回到大使馆后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自己向贝克提出的要求，并称对方表示立即考虑自己的建议。这时在场的记者们对围绕日元美元汇率的相关问题早已经验丰富，我想他们对回到180日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不会发出报道。我本来期待大使出面制止这次记者招待会，但意外的是松永大使对我说，“这事需要向对方做调查了解啊。大须，你给财政部挂电话确认一下吧。”我说，“最开始也没有说过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怎么办呢？”但是针对确认对方意向这件事本身，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到隔壁给马尔福德挂电话，幸好联系上了。对方的回答果然是“NO！”财政部长接待外国客人还要逐一召开记者招待会，财政部没有这个规矩。他说，既然美国这边不召开，日本那边也就算了吧。他表示，或许杂志的报道会使用什么incantation（咒语）这些词（该不会吧，或许是应该译成加持祈祷），“您（指大须）身临其境当然能体会个中滋味，但那是加持祈祷啊。春日先生肯定会向自己的支持者宣传说贝克部长听取了他的意见。那只不过是一次会面而已。”总之，是很有怨言。
马尔福德唠唠叨叨，说的是incantation吧？财政部长没有时间应对这类礼节性的交际事务，所以早应该拒绝这次会见云云。最后他说，如果春日先生怎么也要自说自话，那一定也要表明贝克部长也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
通话终于结束了，我一回头吓了一跳，大使正站在身后。是为了尽早听到我的回复？还是担心我偷懒不去认真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大使始终站在我身后听着我通电话。回到大使办公室，向春日议员传达了对方的条件，把记者招待会的准备事宜托付给使馆的宣传人员，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记者招待会最后是怎样的情形，报道是如何开展的，我并没有去跟踪注意。
现在回顾这件事，给人的印象的确是我作为日本驻美大使馆里分管财政的公使，工作还算可以。但是，在日美两国货币当局之间进行所谓的“G2”谈判以及为谈判而进行反复交涉的事务，事实上我基本没有接触的机会。我的所见所闻，只是和谈判的中心议题距离甚远的几个零碎的场景。把这些场景联系起来，判断谈判的大致走势只能依靠想像了。
例如，似乎是1987年1月吧，G2之后在大使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宫泽大臣让我对共同声明进行了说明。一位记者问：“这样会遏制日元的涨势吗？”大臣微笑着回答：“它能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样的问答持续了不一会儿，到楼下房间里打电话的记者飞奔了回来，叫道：“大臣，现在东京的行情已经达到151日元了！日元还在涨！”大臣一时语塞，我至今不能忘记他那种尴尬的表情。
说起来，对于日美间谈判最大焦点的外汇市场问题，宫泽大臣发出指示，对参与人员做了严格的限制。见机行事秘密出访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1986年9月的旧金山会谈。如果受到在机场严阵以待的记者们的冲击，会使本已严峻的形势变得更加棘手。另一方面，宫泽大臣经历过经济计划厅厅长和外务大臣的职位，对国际经济问题保持着极高的“灵敏度”，而事务当局为财政重建毫不退让。我想这些都是高端谈判的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