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意义中的人。作为意义中的人，也是人的特有属性。人要寻求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各种文体活动、婚丧嫁娶的操办、同事们吃喝聚会等。在意义活动中，人要满足精神和物质上的需要。
人躯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而躯体要具有崇高的价值则依赖于精神，人活着就要满足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领导智慧的要旨。
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属性。大家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生活，这就决定了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本性，即人性。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受人性支配的。只有参透人性，才能理解和掌握人的活动规律，感悟领导，做好工作。冯友兰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无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看，各种领导活动和领导理论的产生和嬗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性假设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不同的人性假设，其领导的理论、方法、过程和模式就不同。把握人性，利用人性，正是领导手段、领导方法的源泉。
（二）文化管人——人本管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有三种管人的方式：人管人、制度管人和文化管人。
1．人管人。在经验管理时期，把人看成是必须在监督下才能劳动的工具，由管理者在管理现场直接看管劳动者劳动。人管人，烦死人。最典型的就是奴隶主拿着鞭子在劳动现场驱赶着奴隶干活。奴隶主的鞭子打在奴隶身上会产生两种意识：一种是奴化意识，怕你的鞭子再抽打我，你让我干啥我就忍气吞声地干啥，在这种状态下，劳动者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反抗意识，“夺过鞭子抽敌人”，这就直接破坏了生产力。
2．制度管人。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实行“依法治国”，相应地，企业也进入了“以制度管行为”的科学管理时期。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本质上就是怎么让人把事情做对。他从未向他所研究的工人问其怎样提高和改善工作的建议，他只是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他所考虑的唯一问题是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能做多少个动作，然后加以制度化来管理。制度管人把人仅仅看成是发展生产的手段，实际上人对制度都有天然的挑战性，谁也不愿意被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