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一说，马上也有几个人赞同。
这时候，大家眼睛看着领导，表面上是尊重领导，等领导拿主意，实际上是把难题交给领导，甚至是责怪领导事先没有想周全。
“要不然这样，”领导说，“大部分同志先回去。回去先休整一下。至于以后是不是再来，还是另外派人来，回去之后研究再说。现在我一个人也定不了。”
领导就是领导，在大家的意见充分发表之后，领导总能提出一个比任何一个人的意见都高明的意见。
领导的意见立刻得到大部分的拥护，但是，少部分人呢？那些必须留下来的少部分人呢？他们能高兴吗？谁愿意充当这少部分人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看领导。
领导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领导专门找邓光辉谈话。
领导向邓光辉检讨，说邓光辉写入党申请书这么多年了，组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有太大的责任。
“是吗？”邓光辉很疑惑，“我写过入党申请书吗？”
“写过啊，”领导说，“上大学的时候就写过啊。”
邓光辉想笑，但不敢笑，领导找谈话是十分严肃的问题，谈入党问题更是严肃得不得了的问题，怎么能笑呢。
“是的，”邓光辉也严肃地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确实写过入党申请书，并且也积极要求过入党，每月都写思想汇报，积极着呢。可是不行啊，我们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又是地主又是资本家，无论我怎么样改造世界观，家庭出身这一条是无论如何也改造不掉的，所以我也就算了，不争取了。”
“怎么能不争取了呢？”领导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没有地主资本家这一说了。现在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你是我们院的科技骨干，我们院是国家甲级科研机构。实话告诉你吧，这次来花垣之前，我们已经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
邓光辉激动了一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初自己那么想加入组织，可组织的大门硬是对他紧紧关闭，现在自己几乎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组织却主动考虑发展他了。
“我一定好好工作，接受组织上的考验。”邓光辉的记忆显然是被唤醒了，十几年前的话居然能像背大鼓书一样脱口而出。
“好！”领导兴奋了，“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
接着，领导马上就对邓光辉开始“考验”，说他自己明天必须和同志们一起回去，他不回去，没法向院里汇报这里的工作，也没办法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邓光辉点点头，表示理解，理解分管副院长确实应该回去。
“但是，”领导说，“这里的工作交给别人我又不放心。交给谁呢？这个人既是代表我的，也是代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呀。”
邓光辉再次点头，赞同领导的意见。领导走后，留下的人确实得代表考察组领导也代表整个研究院。
“这个人不但要业务过硬，”领导继续说，“而且还要思想过硬。要有魄力，有胆量。关键时候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拍板。”
这么说着，领导就有些兴奋，虽然眼前只有邓光辉一个人，他却像是面对全院的同志在做报告。
情绪是能互相感染的。这时候，邓光辉的情绪也被感染得莫名其妙地有些兴奋。但他不知道自己兴奋什么，为什么兴奋。
“你说我们这里谁能承担这个重任？”领导问。
谁能承担这个重任？邓光辉被领导问傻了。他哪里知道谁能承担这个重任。
新分配来的两个大学生肯定不行，还在实习呢，哪里能代表领导代表研究院？刚才带头说牢骚话的那个更不行。就那思想觉悟，让他代表研究院，还不败坏我们部属研究院的名誉？还有另外几个有资格的工程师，因为想老婆孩子而吵着要回长沙的，脸都憋红了，当然也不行。都不安心工作了，还有资格代表领导代表研究院？这么七想八想，想到最后，竟然发现除了领导本人和他之外，好像谁都不适合承担这个重任。
忽然，邓光辉警觉起来，他觉得领导这样单独和他谈话，非常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面参谋长和杨子荣的谈话，那里面好像也用到了“重任”这个词，像是“革命的重任担在肩”。再一想，可不是嘛，该领导也就是分管业务的副院长到现在还喜欢唱样板戏呢，每年春节联欢的时候都来一段，特别喜欢唱《共产党员》那一段。
“您的意思是……”邓光辉的心跳得厉害。
“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领导说。
邓光辉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加上脾气不好，一直没有得到领导重用过，没想到今天一下子得到领导的高度重用，心里唯有一个想法：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
领导决定，由邓光辉负责，带着两个刚分配来的新大学生留守，其他同志全部回长沙。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次留守，让邓光辉的人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使他成了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第一个富起来的人，成了大款。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能力在关键时刻资助石晓晴上了粤港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