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建筑好好地立着。你的家。由于你为它付出的代价它才属于你。由于我为它付出的代价它才属于我。由于各方面为它的付出它又属于全人类。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致艾琳·巴恩斯达尔信
既然赖特和考夫曼一家全都去世了，流水别墅就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有责任去思考流水别墅在历史上的意义，更有责任去思考它在今天的意义。像万事万物一样，流水别墅每一年都会有崭新的意义。1938年布置就绪的那场大肆宣扬是如此夺人耳目，以至于直到如今都还没有完全磨灭。那场大肆宣扬的主要操控手，特别是亨利·卢斯和老考夫曼，他们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顶多充个历史性脚注而已（虽然赖特和艾恩·兰德并不是这种情况），可这座别墅每一年都会更有名气。作为它的新主人，我们需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就现代建筑而言，事实证明，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句警句“变得太摩登是最危险的”是对错参半的。在经年累月之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博得无限阿谀的现代建筑三位一体奇迹般地保持完好：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和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在战争时期遭到损害和废弃之后得到了修复，而密斯在巴塞罗那博览会上设计的临时展馆在老照片上显得极端迷人，于是该市就在它被拆除五十年后重新建起了它。年久有些受损的倒是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成了明星的三位建筑师的声望。格罗皮乌斯的声望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作为一名严肃的建筑师，他竟然允许自己的名字与纽约中央车站背后的泛美大厦那个笑话联在一起，这相当于是在切腹自杀。勒·柯布西耶终生都保持了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纯净和抒情的气质，但是他的建筑沦落成了被人轻率模仿的牺牲品。等你见过从波士顿市政厅到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这一连串的模仿之作以后，就很难在他的拉图雷特修道院面前感动得发抖了。有些年里密斯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的光芒在1958年照耀着整条公园大道，因为它在纽约市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今天，公园大道上盖出了这么多座像雪茄烟盒般的摩天大楼，只有渊博的游客才能从中把西格拉姆大厦认出来。不过，即使是在1958年也应该能预料到这一局面。密斯的荣耀就在于你可以（从表面上）复制他；赖特的荣耀则在于你无法复制他。
这种情况并没有自动宣告赖特在他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和密斯的痛苦竞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规模方面来看是欧洲人——首先是密斯——赢了：我们家门外的整个世界看着更像西格拉姆大厦而不是流水别墅。不过从思想方面讲，欧洲人的地位就不太有利了。他们一直在推进着一种与历史决裂的运动：可现在连他们自己也成了历史。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赖特的声望大体上还是很好，而流水别墅的大受欢迎当然也是与日俱增。这种声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说它超越时间是因为，与其他的早期著名现代建筑不同，流水别墅这件作品不受时期年代的限制。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由格罗皮乌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那些住宅，就会愉快地感到自己重回了30年代，可流水别墅就没这种效果。我们热爱流水别墅并不因为它是1930年代的文物，我们为的是它今天对我们造成的刺激。从地理方面看，流水别墅的热门总是全球性的，而且一贯如此。有时候它在国外显得比在本国还更热门：比如在日本，给予流水别墅的尊崇通常只会留给本国的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