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在蹈海前的《绝命书》中，奉劝清政府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为救亡中国做点分内之事，结果未尝不会好：“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可也（仿照日本明治政府在维新之后优待德川后人的做法）。”
亲日、排日都不好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人要么是亲日派，要么是排日派，针对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陈天华说：“你以为日本可亲可爱？就请睁眼看看朝鲜被其奴役的命运吧。……但我为什么又说不可排日？……一国之亡，自有其可亡之道，岂能怨恨他人灭亡自己？我们自己没有自取灭亡，日本岂能亡我？我们不能禁止日本不要来征服我们，但是它日本也不能禁止中国求进自强。如果我们也有像日本那样的国家领导人，励精图治，它对我们亲近还来不及，还敢来征服我们吗？否则，即便想排日，又有什么实力？……凡做一事，必须远瞩百年，不可任一时之性，而不顾一切。没注意，随大流，此后别在中国再上演了，没好处。”（“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 ……自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实力耶?……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美国驻上海领事预测清政府前景
对清朝政府的前途，当时美国驻上海领事领事颇为自信地指出，清政府的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革，美国可以为之培养出一大批审时度势的改革家；另一条是被暴力革命所颠覆，而日本正在为颠覆它培养出一大批暴力革命家。
萍浏醴起义教训:会党不足成大事
清末时期，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人民困苦，民风强悍，会党得到了充分的生存发展空间，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林立分布，哥老会中的一支——洪江会在这个地区最为活跃。虽然起义前，当地会党领袖刘道一、蔡绍南在日本得到了黄兴的战略性指示，但是1906年12月4日这一天爆发真正的起义，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当消息传到日本时，同盟会本部甚至一无所知。
这次起义的高峰是龚春台率领两万多洪江会会众前去攻打浏阳城，革命会党人士有意地利用当时灾荒造成的动荡社会形势，吸引饥民、流民参加，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不是驱除鞑虏，更不可能是走向共和，是吃饭，龚春台很明白这一点，他对饥民们说：“打下浏阳县城，就没收富户钱粮，就有饭吃。”在起义的队伍中有不少挑着箩筐的穷人随军前进，一时间声势浩大。多数会众对这次起义的意义并没有多少认识。同时，洪江会领袖们在秘密发展会众时虽然表现得十分能干，对作战却缺乏基本的训练，也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来。这支庞大的队伍在几天的行进中，不能按时进餐，有些还得不到房屋休息，行动又缺乏计划，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的折磨，人心逐渐涣散。所以遭到当地清朝政府军还击之后，“自辰至午，连死并逃，已去十之九八。”龚春台也只得逃亡。12月31日，刘道一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成为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
事前有联系的其他几支会党力量，有的打起了“中华大帝国”的旗号，有的没有行动起来，先后遭到清军镇压。历时半个月的大起义轰轰烈烈地开始，急急忙忙地失败了。萍浏醴起义表明：对于当局来说，会党是一支重要的破坏力量，但对于革命党来说，靠它是不能成大事的。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长江流域大肆搜捕革命、会党人士，同盟会在长江中下游的潜在力量遭到打击，一时处于难以迅速恢复的状态。这就更加促使孙中山把注意力全部倾注到华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