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5月22日，是中国丁未年四月十一日，这一天，革命党人占领了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三次革命起义。当时，北京的政要们正在一边搞宪政筹备，很是困难，一边相互厮杀，争权夺利，很是热闹。这次黄冈起义的前线指挥官叫余既成，策动者是孙中山所委派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许雪秋原籍广东潮州府潮安县，幼年随父下南洋，成为华侨富商之子，为人狭义，有“小孟尝”之称。父亲留给许雪秋不少遗产，他还用一笔钱向清廷捐了候补道衔，看清现实之后，逐渐有了“逐满兴汉”的志向。1904年归国，第二年，许雪秋投资承包修筑潮汕铁路工程，准备先靠这个大项目赚清政府一笔钱再说，这一时期他还召募了大批团练，并结交了当地的会党力量以及实力派士绅，麾下的人数有一千多，他试图以这批人为班底，在潮安县先干一票，但是这种人员庞杂的起义很容易因泄失败，果然，起义没搞成，还白白牺牲了几个同志，他再次回到新加坡。1906年，孙中山第四次到新加坡，经友人介绍，孙中山去见许雪秋，当时他听说许雪秋在潮州散发自费出版的革命书刊《图存篇》五千册等事，知道许还是会党领袖并且组织过起义，就希望他能再在潮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他这样勉励许雪秋：“潮州乃百粤重地，若能取为据点，大有可为。”此外，许雪秋还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主持岭东军务。
这年冬天，许雪秋再经香港回潮州，并与同盟会港粤分会会长冯自由建立了联络。许雪秋对冯自由说：“办大事，现在已经时机成熟，只是缺人才。”冯自由立即向身在日本的孙中山发电报汇报许雪秋的最新行动计划，孙中山派出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以及日本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陆续来到香港与许雪秋接头。
“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带领这些人回到老家，再次与当地的会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渡等人会合。在其老家私宅里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丁未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再次发动起义，目标是一举占领潮州府城，根据地是府城东面的黄冈镇以及黄冈西北的浮山埠。此外，他还专门安排人去策反清军中的炮兵。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革命不能只在好天气里干。本来要在浮山埠集合的人，因为碰到大风大雨天，竟然走了不少人，黄冈方面情况更糟。许雪秋很是泄气，就索性下令解散队伍，把事情交给了陈宏生去搞，自己回到香港，并叫冯自由把情况汇报给孙中山。
这一次，由于起义根本没有开始，而消息又被泄漏，有两名同志被地方政府逮了去，牺牲掉了。
早在1906年12月，革命党人在湘赣边界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败露后，清政府多次跟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孙中山。1907年3月4日，孙中山接到日本政府的离境通知，最后来到了越南。在河内，因为毗邻中国西南，孙中山就因地制宜设立了领导中国西南部武装起义的机关总部，孙中山认为这一带地处边陲，广西人穷地广，民族矛盾激烈，广东华侨众多，思想活跃，对于革命来说，都是群众基础好的地区，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以及广东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孙中山从越南发电报给许雪秋，要求他回广东，配合惠州、钦廉起义。
但是，在许雪秋回潮州之前，留在潮州的余既成等人已经聚集会党200余人在黄冈城外发动起义。他们经过一夜血战，攻克了黄冈，并在黄冈城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推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发表宣言，免除清廷的一切苛捐杂税，军政府要地方殷富交银献米，“富室均被勒提军费，为数甚巨”，“一廖姓者二次被勒，至有三四千元之多”。附近贫民百姓见有银有米，纷纷参加义军，革命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起义事出仓促，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
此时潮州镇总兵黄金福率领部队，已经屯扎在距离黄冈三十里的饶平汫洲，由于不明起义军详情，他没有立即进军。革命军方面并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向潮州、汕头方面进发，目标是趁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奔汫洲，攻击黄金福部。
两路义军同时出发。余既成抵达汫洲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州、汕头之义军，得知汫洲失利，回军增援，因清军装备良好，训练相对有素，义军枪枝老旧，基本没有训练，本就力量悬殊，恰于此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兵赶到，双方夹攻义军，革命军失败，部分领导人避往香港。清兵回黄冈后又捕杀了一批会党人士。
许雪秋还在汕头途中时，得到了这个消息：弟兄们已经解散!
起义虽失败，但是尤其在两广地区，同盟会的影响增大了。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说：“此次死难的同志都属同盟会干部，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澄入军舰之美果。”
革命党人林凤文所著《黄冈革命史迹》中称：“受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经营最久，流血最多，成绩显著者，滥觞于丁未潮州饶平黄冈镇之战役，国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轰烈，双十武昌之光复，而不知黄冈倡义，实占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
以上两种评价，很有道理，但是后人也应有所保留地听取，因为革命党内部也分派别，这一次起义是“国父”一派战略策划的，“黄冈起义为善因，武昌起义为美果”，不是不符合事实，但是这种逻辑背后很多东西值得玩味。至于“黄冈倡义，实占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之嫌，如果这次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灿烂的一页，那民国开国也太容易了。无论如何，哪怕“此次死难的同志都不属于同盟会干部”，也应该向一切革命前辈致敬。革命之流血，不应该有“最光荣”“最灿烂”之说，在反专制、争共和过程中，流的都是人血，无论是饥民的、会党的、同盟会领袖的，无论是黄冈的、武昌的，都是一样的灿烂、一样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