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俞辛焞先生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手中有许多从日本方面收集到的珍贵资料，对孙中山革命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得很深入，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一书中，俞先生有揭密：“在（甲午中日战争）前方战事危急之时，孙中山于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中川恒次郎领事。此后数次去日领馆。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广州起义的直接支持。中川领事于3月4日和4月17日两次致函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报告孙来访之事。据该函称，孙中山对中川说明康祖诒、吴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在广州举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之意图，并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枪、1000支短枪。日本没有答应孙的要求。但孙的此举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孙中山与日本领事的秘密往来在广东有所泄露。据中川领事4月17日致原敬函称，当时在广州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和孙中山在日人参与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华人对日人的敌意。这反映了广东民众警惕日本入侵，反对孙中山求援于日本，说明孙中山求助日本的举动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孙中山求助于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置甲午战争使民族空前严重的实际情况于不顾。”
可见，再崇高的目的，再伟大的革命，也是要看时机的。黄兴、陈炯明等人也批评说：“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也唯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