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就是造反作乱者。所谓兴中会“四大寇”，是指兴中会时代（1894～1905年）的孙中山（1866～1925年）、陈少白（1869～1934年）、尤列（1866～1936年）、杨鹤龄（1868～1934年）四人的绰号，他们都是广东人。据孙中山说，他们四人那时“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杨鹤龄是广东香山翠亨村人，从籍贯上来说与孙中山是一个村的，但生于澳门，家世豪富，他的父亲据说是通过在潮汕一带 “卖猪仔”（搞苦力贸易）发家致富，后来还捐纳得了个“朝议大夫”的官衔，是翠亨村少有的基层富豪。作为“富二代”，杨鹤龄“性不羁，喜谐谑”，从1886年起，在广州就与孙中山经常谈论国事。杨鹤龄在香港歌赋街有一家商店，店名为“杨耀记”，曾经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1890年，孙中山到达香港后长期就居住在杨鹤龄那里。“杨耀记”成为实际上的革命联络点，在那里早期的革命党人经常举办秘密集会，交流革命思想，商议革命大计。1894年，为了支持孙中山所策划的武装起义，杨鹤龄变卖祖业，积极筹募经费。1895年，杨鹤龄在香港加入兴中会，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任总统府秘书。
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据说他从小就很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季叔陈梦南信奉基督教，经常从广州带回来不少西方读物送给他。所以陈少白从很早就开始了解世界大势，并决定不参加科举考试，他还是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的第一期学生。在广州格致书院陈少白得到了区凤墀的赏识，区凤墀是广州传教士，还是孙中山的国文教师。1889年，当陈少白因事赴港时，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孙中山劝他改入医校，以便朝夕切磋，陈少白于是迁居香港，两人共同学习了两年。陈少白与孙中山不一样，他家境困难，身后没有有钱的大哥支柱，就只能半工半读，后来也就辍学了。1895年广州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奔走海外，陈少白则留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继续不遗余力宣传革命。
尤列是广东顺德人，自幼受教于当地的大儒，据说有“慨然有匡复之志”。1882年，17岁的尤列有了机会游学上海，后来再东渡至日本，游历长崎、神户等城市。1883年冬天，又游历高丽仁川。东亚各地一游，丰富了见识。回到上海之后，他偶然参与到了洪门的会议中，听到“反清复明”等感动处，便缴会费、行礼、宣誓、听训，正式加入洪门。1885年冬天，尤列入广州算学馆，留馆三年，与杨鹤龄同窗。当时孙中山广州博济医院学习医术，尤列的一位名叫尤裕堂的叔叔早年也是从博济医院毕业，并在顺德一带行医。有一天，尤裕堂带着侄子尤列到博济医院访友。途径十三行时，尤裕堂见到博济学生孙中山、郑士良、邓景晖等人因为买荔枝与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执，便向前劝解。经此契机，尤裕堂把尤列介绍给了几位校友，这就是为孙、尤二人纳交的开始。
四个人的结盟，是通过正式的宣誓仪式的。他们当时誓词为：
精诚宣誓，天地鉴容，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
戊子年九月初五日
尤列，广东省顺德县人，乙丑正月十七日出生，二十四岁。
孙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丙寅十月初六日出生，二十三岁。
杨鹤龄，广东省香山县人，戊辰六月初十日出生，二十一岁。
陈少白，广东省新会县人，庚午七月十五日出生，十九岁。
就这样，四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点燃香烛，整肃衣冠，对天盟誓，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宣誓完毕后，四人又专门到照相馆去拍照留念，心情很是激动。
从誓词上来看，这个小团体的目的有三个“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复国”，什么是“大同”？四个年轻人自己也没太搞清楚，总之这个目标很高尚，很美好；“复国”是“复汉人之国”，其前提是“驱除满人”。
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两人自小就很要好。1883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破坏神像的事，就有陆皓东的参与。孙中山读大学时，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局任报务员，但每次途径香港回广东老家，他都要找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四大寇”会面，“谈倾覆满清事，情义甚洽”。
以上四个人，都是广东人，有两个是孙中山的同村人，这便是孙中山最早的“革命”班底。另据薛君度统计，在早期革命组织兴中会中，有姓名可查的会员时286人，广东籍共271人，占94．75％。
